早期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人在文化活动中的自觉意识和自主立场。从上古五帝时代产生《易》，到孔子创私学修“六经”，再到“六经”之教发展为经学，“六经”作为中华文化早期经典，不断规范中国人的知识和思想，塑造中华民族文化信仰、思维习惯、道德准则、言语行为，奠定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挥早期经典的文化实践价值，巩固文化主体性。

早期经典是文化主体性的基石

  “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因而流传久远的作品。中国最早的文献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关于《易》的产生，古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说明《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经历了伏羲造八卦、周文王和周公重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传等三个阶段。《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其中一些篇章，可追溯到唐尧、虞舜时代，比如《尧典》，“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舜以来”，成书始于殷代、止于西周。《春秋》是记事史书，记载了东周前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诗》的文本起于西周初年，原为仪式之歌，成于瞽蒙之手。《乐》本质上是祭祀之乐，据说成于周公，后亡佚。《礼》源于祭祀，有周公或孔子编纂之说。现有文献表明，在西周时代，“诗”“书”“礼”“乐”已经成为贵族教学的中心内容，“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孔子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传统，创立私学，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以“六经”设教，“《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开创了经典时代。

  “六经”作为早期经典，是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从孔子以“六经”设教，到“六经”之教成为经学，早期经典成为中华文化之源，成为集体记忆和文化基因之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塑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认知、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产生并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重要元素，《礼记·礼运》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尚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春秋》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礼记·大学》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周易·象传》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尚书·大禹谟》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周易》《礼记·中庸》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礼记·中庸》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左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情感纽带，成为文化主体性的基石。

以早期经典巩固文化主体性

  从文脉传承的视角透视经典。早期经典的形成，内容丰富，视野宽广，凝聚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人的智慧，有学者研究，其经历了由仪式文本到意义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经典）的过渡。这一过程体现了从天命尊神到世道人伦的转化，从天人关系制度到人文礼仪规范的转变。这是对普通典籍加以选择的过程，贯于其中的标准主要是“咨政”“修身”，比如《周易》之乾、履、谦等卦，提出“终日乾乾”“履道坦坦”“鸣谦劳谦”的修身之要，临、观、节等卦，主张勤于政事、细心体察、以制数度等政务之制。还有是“造士”，文献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礼记·王制》）。无论“咨政”“修身”，还是“造士”，都饱含了对“德”和通识的普遍重视。从孔子以“六经”设教创立文化传承模式，早期经典成为中华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经典促成了典范知识的编撰与传播，形成了中华文脉传承的自觉，这是经典自身的内在张力，并成为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原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新时代我们要增强中华文脉传承使命，以经典为载体，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从大历史观的维度感悟经典。自追溯至五帝时代《易》等早期经典的产生，到孔子以“六经”设教而开创的经典时代，跨度数千年之久。从长时段、宽视野的大历史观维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早期经典体现的中华先民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感悟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华先民的智慧及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比如，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的“天人合一”观，早期经典多有阐述，《周易·系辞传下》有“天道”“人道”“地道”之说，提出要效仿天道，《周易·革》“顺乎天而应乎人”。《尚书》强调“天命”之说，“天命不僭”“格知天命”“祈天永命”，并指出“天命有德”。《左传》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诗经》也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及“天命靡常”“天生烝民”。凡此种种，皆为人文与天命的结合，兼有“天人感应”“天人合德”“天人合道”之义，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智慧思考及超越性的理论概括。有学者曾说，古人的“天人合一”论，超越西方关于天、人截然分开之论，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由此观之，早期经典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其深厚，何其博大。中华文化的博大气象，是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底气所在。于此而言，所有用西方所谓“历史演进一元论”“轴心突破”论来框定中国古代思想的论调，显然都站不住脚。

  从科学理论的维度拓展经典。早期经典的话语体系产生于特定的上古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历史特征、特有的思维体系。站在新的起点上，必须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从科学理论的维度拓展经典，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挖掘经典的时代价值，拓展其内涵，赋予面向未来的意义，从而将中华文化推向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比如，《周易·贲卦》象辞提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明”“人文”，传统意义即观察人事伦理道德，用教化推广于天下。当代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念，“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推动新时代文明建设，要拓展“文明”观念，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蓬勃生机。又如《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传统意义的民本理念重在“保民”，当代的民本思想，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这是新时代民本思想最直接、最生动的阐述。

推动早期经典文化实践

  坚持用经典铸魂育人。早期经典凝聚中华文化之魂，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落实文化数字化战略、推广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等，探寻经典反映的理想之光、体悟孔子“吾不复梦见周公”的千古慨叹、努力理解“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崇圣之智，用经典滋润心灵、涵养正气、提升境界，以灿烂文化积淀自信底气，筑牢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积极推动经典教育，比如国学经典班，以及经典与琴棋书画活动等，从政策制度、物质保障，以及师资、教材等方面给予引导及支持。坚持用经典铸魂，经典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设置经典课程，编写经典课程教材，引导孩子们从小读经，学习、记诵《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名篇名句，用经典浇灌孩子们纯真的心灵。经典教育应成为大学通识课，重点宜放在《诗》《书》《礼》《易》《春秋》及其他经史子集等典籍上，引导开展一些研读，达到普及经典、提升素养、筑牢价值观的目的。

  让经典绽放时代光彩。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经典在朝气蓬勃的时代中熠熠生辉。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经典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融会贯通，让中华经典丰富的哲学思想、突出的人文精神、睿智的思维方式，融入热气腾腾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让中华文化升腾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让深厚悠久的中华文化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发展、回应时代、引领未来的旺盛生命力。

  推动经典助力文明兴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历史自信，秉承中华经典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继续推动梦想实现的中国、充满活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让经典为“中国之治”增添中华文明底色，促进文明兴盛，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经典为载体，赓续中华民族精神，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经典文化力量，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共同挑战贡献中华民族智慧。

  （作者：陈景春，系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