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林之弘璧，艺苑之玄珠”

  《古文真宝》是一部很奇特的书。它是一部蒙学读物，在流传过程中既有士人不断地对其进行修订、注释，而至于明代，帝王亦加入了增补、修订此书的行列；它曾在元、明两代广泛流传，并远播东亚，至今盛传不衰，然入清以后在中国本土却几乎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对它的评价，更是扬之者称其“依经以立言，本雅以训俗。其词茂而典，其义婉而章，其条贯森然炳然，昈分井列，莫不可观。诚九流之涉津，六艺之关键”（明孝宗《重刊古文真宝跋》），“词林之弘璧，艺苑之玄珠”（明神宗《重刻古文真宝序》），抑之者则贬其出自村夫子之手，浅陋低俗。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此书呢？

  从《古文真宝》的内容上看，这是一部产生于宋末元初的蒙学读物，同时也是一部渊源有自、特色独具的文学选本。

  宋初立国，以文为治，科举制度施行既久，学校兴办日多，印刷术又得到广泛应用，书籍易得，文化普及，读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读书向学已由士大夫阶层下延到农工商贾等一般社会民众。“家能著书，人知挟册”（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六经、子史、总集别集不难获得，佛道、医卜百家及各种类书，乃至决科应试和蒙学读物，更随处可见，真是一个“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陈傅良《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其二）的时代。就蒙学之书来说，今存宋代最著名、流行最广的便有《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叙古千文》《名物蒙求》和《千家诗》等。《古文真宝》开卷选入宋真宗、仁宗等所撰八首劝学诗文，以下诸卷分体编选五、七言古体诗、辞赋、说、解、序、记、箴、铭、碑、传、书、论等作品两百余篇，所选诗文皆为口耳相传、脍炙人口之作。编选顺序是由诗而文、由短篇到长篇、由浅入深，便于初学接受。所选诗文又有浅显批注，也是有助于初学理解的。

  儒家历来重视人的教育，劝学文也历来多有。《古文真宝》前集开卷收入八篇劝学文，其中虽不免有诱人以功名利禄之嫌，然劝人勤读六经，学通古今，恪守人伦，及时发奋，以及强调子女教育的重要和父兄、师保之责等，似也并无不妥。而书中所收的其他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或感母恩，或尊师长，或忠君爱国，或忧心世事，或勉人，或悯农，或诫为君，或刺佞臣，或颂国家中兴，或哀民生多艰，或树立儒家道统，或崇尚圣贤气象，大致都反映出一般读书人自幼所接受的传统的知识和思想教育以及当时普遍的社会风习。故是书所编，正如元末郑本所说：“《（古文）真宝》之编，首有劝学之作，终有《出师》《陈情》之表，岂不欲勉之以勤而诱之以忠孝乎”（《古文真宝序》）。

  北宋士人群体与唐五代已不同，“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这些出身寒族和一般官宦家庭的士大夫，在有宋一朝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在朝廷崇文抑武的政策导向下，积极用世，志向高远，治国理政，多所建立；另一方面，又立足现实，修身养性，克谨务实，特别重视家庭教育，期冀家族兴旺，或撰写族谱，或直接通过伦理训诫和家规、家礼、乡约和童蒙读物的撰写与传播，把传统的儒家仁义道德等核心思想，简化为家族成员和一般民众容易接受的知识和行为准则，化民成俗，推动着儒家思想文化的下渗和普及，遂形成一种“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社会风气。即使像范仲淹这样力振士风，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臣，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不忘告诫子侄：“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司马光撰有《居家杂仪》，吕本中有《童蒙训》，刘清之编《戒子通录》，吕大钧撰、朱熹修订《增损吕氏乡约》，袁采撰有《袁氏世范》等，其他诫训、劝学之文就更多了。“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范成大《吴郡志》卷四）产生于这一思想文化背景之下的《古文真宝》，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忠孝节义等传统观念和南宋后期理学思想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情形，其文化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古文真宝》又是一本渊源有自和独具特色的文学选本。宋代诗文选本的编纂十分繁荣，选本数量众多，而尤以南宋为最。现存和可知的宋人总集，十之八九都出于南宋人之手。文学发蒙的选本也是如此，尤其是南宋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启蒙读物。然这些蒙学读物，特别是诗歌选本，多选近体。像刘克庄为童子所编的五七言绝句系列选本、受此影响由坊间编刊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以及又由此衍生的《千家诗选》等，都只选五七言律绝，但《古文真宝》则一反这种做法，它继承了自宋初以来的古文观念，以先秦两汉和“迹两汉，肩三代”“气包元化，理贯六籍”“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的标准来衡量作品（姚铉《唐文粹序》），以选录古诗和古文为主，兼收辞赋、颂、表、碑、传、箴、铭等文体，而独不取近体诗和律赋，这与自姚铉以来的古文家们的古文观念和《唐文粹》《宋文鉴》《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等选本的编选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于是，《古文真宝》以其蒙学的特有色彩进入了古文选本的序列，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推进了韩柳欧苏等人古文作品的广泛传播和经典化，影响着古文创作的发展。

  从《古文真宝》一书的传播和接受来看，这又是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在不断演变，因而在文学史和书籍史上都有着特殊意义的选本。

  《古文真宝》编成后不久，就有元初著名理学家陈栎的改编本出现。经陈栎改编的《古文真宝》，前集由十卷扩大为十二卷，增加了25首作品，后集增加了63篇，在诸本中收入作品数量最多。除了增补篇目，陈栎还对后集的篇目重新作了改编，把原来的分体排列，改为按时代先后编排。从分体到编年，《古文真宝》（后集）的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陈栎增入的作品中既多理学家的文章，在注文中更是时时处处展示出理学家的眼光。然陈栎又是一位文学家。他在思想上尊崇朱熹，在文学上则推尊吕祖谦。他把理学家的入选文章全部移到卷末，自谓“欲学者由韩柳欧苏词章之文进，而粹之以周程张朱理学之文也。以道理深其渊源，以词章壮其气骨，文于是乎无弊矣。”（陈栎《太极图说》跋）这显然是从文学角度所作出的选择。文与道深度涵融，理学之文与文学之文合并一处，这又反映了自南宋以来理学与文学相互融合、道统与文统趋于合流的发展大势。

  《古文真宝》有两个版本系统。由陈栎改编的《古文真宝》，得明初宋伯贞等人音注，称作《详说古文真宝大全》，自明初即传入朝鲜半岛，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各种刊本、抄本、注本和讲论不断涌现。由元末林以正补注的《古文真宝》，则以“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之名，传入日本，其流传之广，更远过朝鲜。最初有五山僧人时常举行《古文真宝》讲习会，讲习的成果——“抄物”（注本）于是不断出现。像常庵龙崇和尚的《古文真宝抄》十卷、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仁如集尧的《古文真宝抄》九卷等，都是代表。其中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抄》，集中了桂林德昌、湖月信镜、一元光寅、万里集久等多人的讲读成果。五山僧人的这些讲习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古文真宝》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至江户时代，各种《古文真宝》的刊本更是层出不穷。仅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与《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补正》统计，就多达百余种。《古文真宝》成了日本士人学习古文的教科书，至今流传不衰，在中国与东亚的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占有特殊地位。这也为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认识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范例。

  （作者：巩本栋，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