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养生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游戏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4日 星期六

    论《诗经》“经”的意义

    作者:乔清举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4日 11版)

      我们把“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诗经》研究范式称为现代诗经学或现代诗学。它的特点是把《诗经》只做诗讲,对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劳作、军事题材的诗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普遍说明不够不透甚或阙如。《诗经》既然叫“经”,则我们对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属顺理成章,可现代诗学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今天应当给它一个“经”的定位,这其实也是恢复它原有的地位。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经》是中华文化重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论语》讲“为政以德”。《大学》三纲领第一条就是“明明德”,首个“明”是动词,义为彰显;次“明”是形容词,义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温暖天下的作用。那么,“明德”“明明德”的概念来自何处?《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予怀明德”,当是“明德”的来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书》,此处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书·尧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这两个“明”都是动词。“明明德”当为“克明”与“明德”的结合。从历史线索来看,从上古先秦到汉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从《诗经》《尚书》到《论语》《大学》,再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科举以《集注》为准,“明明德”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明明德”就属于根与魂的范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命脉所系。《诗经》是中华民族重德传统的源头。不仅如此,诗教还一直扩展至朝鲜半岛、越南、日本,成为东亚共同的精神财富。

      “子曰诗云”也具有重要的经学意义。“子曰诗云”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文体、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教化方式。《大学》《中庸》《孟子》中常见这种行文方式。通常是先说“子曰”,接着说“《诗》云”;“子曰”是观点,“诗云”是用《诗》作为论据。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引用、解释和使用本质上是统一的。孔曾思孟对《诗经》的运用表达了他们对《诗》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开拓了《诗》涵养性情、教化民风的意义边界,由此构成的意义世界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修辞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是看不到的。

      现代诗学问题出在何处?出在“文学”概念和世界观上。“文学”这个词很有意思,中文中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孔门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列在文学科。子夏是以传经著称的,所以这里的“文学”其实就是文献、文化,再具体说是经学之义。在欧洲文化中,文学(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其中“文学”的含义也是广义的文化。现代学科分化以后,“文学”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为文学专业意义的文学。这种新“文学”概念只剩下《论语》“文学”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来的诗学从现代“文学”概念出发,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并定义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然反映不出《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释史。比如上引《行苇》一段,就因为只把它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修辞,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结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维,也就了无余韵了。

      “五四”以反封建著称,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对于封建伦理和传统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现代诗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剔除《诗经》解释中的封建伦理,认为《诗经》自从成为儒家经典,被打上“思无邪”“温柔敦厚”的标记后,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金科玉律,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这种认识不可不谓犀利,但也难说就不偏激。“思无邪”乃孔子所说,“温柔敦厚”系《礼记》记载,“经夫妇”一段则出自毛诗序,上述说法意味着《诗经》从孔子开始就讲错了,历史上《诗经》解释全无价值。照这么下来,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可讲的?况且,把《诗经》仅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视为爱情诗也不符合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学《诗经》的。不给他们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中正情感,而是讲爱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国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颐还强调“《关雎》《麟趾》之意”,强调的是夫妇家庭之道。不懂这些就很难理解《诗》,当然也难以深入地理解理学。《诗经》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第一部诗歌形式的经典,现代诗学之所以体现不出“经”的韵味,问题就出在它只把《诗经》作文学看,抽空了其积淀的精神底蕴和负载的文化价值。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现代《诗经》学全无价值,应该放弃呢?倒也不必。客观、公允地说,一代有一代的《诗经》学,每一代《诗经》学都有其价值与地位。现代《诗经》学截断众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无任何文化价值观负载的清爽的《诗经》面目,是它的特点和成就;但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诗经》解释,则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轻易否定。同样,我们也不轻易否定现代诗学。

      在《诗》产生及流传过程中,有两种真实,一是“源的真实”,一是“流的真实”。前者指诗篇产生的背景、主题原本是什么,后者指《诗经》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是什么。研究《诗经》,不能以“源”的真实否定“流”的真实,反之亦然。比如,现代《诗经》学认为《关雎》的主题反映的是青年贵族的爱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实。但是,经学史上古人从未把它作为爱情诗。从孔子开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诗论》强化了这一点。《毛诗》认为是颂“后妃之德”,今文经学认为是“刺康王晏起”。看来古人的认识也不尽同,一篇兼备美刺两说。可是,无论美、刺,皆非爱情。这则是流的真实。从流的真实看,作为经的《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诗教。以教化为导向的《诗经》诠释史既是诗义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实质上又是诗义不断被“建构”的历史;既是《诗》作为“经”发挥作用的历史,实质上又是其上升为“经”的历史。《诗经》实在地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诗经》诠释史与其说是解释诗的本来意义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塑造诗教传统、建构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

      现代分科学术推进了研究的深入,但也造成了“道术为天下裂”的学科分隔。研究哲学不从文学中找材料,往往遗漏了“仁,爱人以及物”一类的重要史料;研究文学不做哲学提升,淡化了诗的韵味;总之都没有把传统文化的优秀处展示出来。看来,今后研究《诗经》,不树立国学、中华文化学、中华文明学的学科概念,不采用辩证地统一古今诗学、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经学方式,而欲觅得《诗》作为“经”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底蕴,未必不是缘木求鱼。

      (作者:乔清举,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