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意大利读者走进阿乙的创作世界

　　第一次面对阿乙的文字时，我感受到的，是一记猝然而来、几乎带有肉身感的重击：短促的句子，像斧头劈下般利落，一句接一句，从不在多余的解释上流连；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干净利落之中，深不见底的幽暗反而若隐若现。我想，这或许正是作者希望带给中国读者的感受；而在这些篇章里，我也竭尽所能，试图将这种感受——当然，也带着翻译不可避免的种种局限——传递给意大利读者。

　　在成为作家之前，阿乙曾多年在一座县城担任警察。这段经历在他的叙事目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近乎法医式的细节凝视，以及对身体、伤口和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犯罪的冷峻描写。此后，他曾在前卫文学杂志《天南》担任执行主编，出版多部短篇小说集与随笔集；《人民文学》《联合文学》等刊物也曾将他列入未来最值得期待的二十位作家之列。如今，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

　　在意大利，阿乙这个名字其实并不完全陌生。十多年前，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便已经进入意大利读者的视野。它们足以在最敏锐的读者心中留下印记，却尚未真正呈现出阿乙近二十年来持续推进的创作计划所具有的广度与内在一致性。《两生》的编选，正是出于弥补这一缺憾的愿望：希望让意大利读者能够更完整地走进他的创作世界，让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黑色纪实与荒诞寓言、乡村与都市，在同一部作品中彼此映照。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评论家都曾频繁将阿乙与卡夫卡、加缪，甚至陀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他的作品中，日常生活深处潜伏着荒诞，而人物的暴力行为背后又往往找不到一个清晰的动机。这样的比附固然有其道理，但也只能成立到一定程度。阿乙笔下人物的绝望，并没有什么形而上的意味，也不是某种寓言；它并不试图抽象地诉说“人的处境”。

　　阿乙本人明确拒绝以“卡夫卡式”的方式解读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谈一种贴近现实的写作：不对现实进行变形或升华，而是近距离地观察它，直到现实自身原已存在的荒诞浮现出来，无须任何隐喻。阿乙属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一代。这是一个尴尬而不易安放的位置：一方面，它与曾经以带有抒情色彩的笔调书写中国乡村的“乡土文学”有所牵连；另一方面，又接近一种更加都市化、更加冷酷乃至冷峻得近乎刺耳的写作。

　　《两生》收录的故事跨越了不同的叙事调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细微而具体的物件与细节保持高度敏感。翻译阿乙，首先意味着抵抗一种将文字“柔化”的诱惑。他的中文小说以短句推进，往往采用并列式的句法，拒绝那些意大利语自然倾向于使用的、用来解释与补充的从句。我尽可能保留这种干脆的步调，以及一种近乎断裂式的推进方式，即使按照意大利文学散文的标准来看，这有时意味着较不“优美”的译文。因为过度的打磨，反而会背叛原作的精神，把那些恰恰构成其风格标志的棱角一一磨平。

　　另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难题，是人名与地名。在原作中，它们几乎总带有字面上的意义：一个名字可能暗示福气，另一个可能指向孝道。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保留汉语拼音的音译方式，并在注释中说明那些对理解故事最重要的含义，而没有试图寻找不太可能成立的意大利语对应名称。后者不仅容易显得人为，甚至可能在无意之间产生滑稽效果。这样的选择确实意味着，读者最初可能需要经历某种陌生感——毕竟，中国人的名字对意大利人的耳朵而言，通常不像意大利名字那样容易立即记住。但面对一部如此深深扎根于自身文化与近现代历史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唯一诚实的做法。

　　还值得为本书开篇的作者序多说几句。这是阿乙特别为自己的读者撰写的一篇文字，而在本书中，它也首次与意大利读者见面。对一位平日如此克制、甚少将自己暴露于文字中的作家而言，这是一篇异常私密的文章。阿乙在其中谈到那种至今尚未完全消退的羞耻感——他甚至会为自己自称“作家”而感到羞耻；他回忆自己的舅舅，后者在半生之中一直瞒着所有人，甚至包括最亲近的家人，把一页又一页写满的文字藏在抽屉里；他也谈到一个近乎绝望、却又简单得令人动容的愿望：借由写作，“活出肉身之外的生命”，“哪怕只有一根麦穗那么长”。

　　这些话为后面的所有故事投下了一道迂回却极具穿透力的光：在阿乙近乎临床式的冷静目光之下，他注视着人物的暴力与失败，而在那份冷峻背后，我们隐约看见的，其实正是同样的羞涩，同样难以承认自己已经选择了这种身份的艰难——它们同样贯穿着他作为作家的生命经历。

　　第一次接近这些故事的读者，不应期待从中得到安慰，也不必期待在阅读结束时找到一则可以攀附的道德寓意。阿乙从不评判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正因如此，他们反而很难被一句简单的判语轻易打发：他的杀人犯、腐败官员，以及失败的隐士，直到最后一行文字，始终顽固地保持着人的面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学，因为它拒绝任何感伤主义的捷径；但我相信，它同时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它以一种罕见的精确与诚实，书写今日中国——那些日渐空洞的乡村、发展得过于迅猛的城市，以及被远比自身强大的力量碾压的个人命运。

　　我希望，这部译作尽管不可避免地充满种种取舍，至少能让读者听见其中的一丝回声。

　　（莫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