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色虚无》：一份私人历史

　　■汤佑之

　　西贡是一座同时重叠于两个名字里的城市。越南战争结束后，它被重新命名为胡志明市；但“西贡”并未因此消失，它仍存活在日常言谈、商业招牌与文学记忆中。这两个名字，不只是新旧称谓的差别，它们把不同的历史经验交错在同一片街区上，一个名字属于国家书写的时间，另一个名字留在居民的身体与口语里，人们每天穿行其间，也在并不完全重合的两套历史中生活。

　　越南作家阮刻银微的小说《万色虚无》写的正是这种存在与缺席。叙述者娴出生在西贡，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称作家的地方。她的祖父曾靠生意置下第一郡的老宅，死后房子被十个兄弟姐妹分割变卖；父亲从包工头跌落为和泥工，又因债务失去回购过去的资格。老宅后来成为一家音乐震耳欲聋的运动服饰店，娴关于童年的记忆失去了物证，连她自己也开始怀疑那一切是否真正发生过。她并非没有过去，而是没有可以把过去存放在身外的容器：没有房屋，没有族谱里的位置，也没有一份能被别人承认的家族档案。她有记忆，却没有历史。

　　作者写道，娴一直在寻找一种叫作起源的东西，因此才隐喻性地学习汉字。这个选择看似偶然，其实与她的阶级处境紧密相连。举例来说，十九世纪中叶的维也纳，新兴资产阶级沿环城大道建造宅邸和公共建筑，大量借用古希腊、哥特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样式。这并不是审美上的模仿，而是一个缺少世袭身份的新阶层借古老形式替自己制造来历。当自身的历史尚不足以构成权威，最先能够调用的往往是别人的纯铜。

　　娴学习汉字也有相似的冲动。她追索字源、拆解偏旁，仿佛每个字都能沿着结构返回一个确定的开端。现实既然没有给她族谱，她便试着用语言为自己编写。出身南方的她，甚至要比越南的北方走得更北，让自己成为中文教师，成为能够解释文字从何而来的人。而这条路的另一端，却是她所迷恋的另一个女人止其：衣服、香水、公寓、夜间酒局，以及一种不必向任何人交代来历的西贡生活。娴一面不断向北追索意义，一面走向北方的反面，模仿止其的姿态、衣着乃至她在家中的位置。

　　这里的模仿不宜被轻率地理解为虚荣或人格软弱。一个被既有历史排除在外的人，很难凭空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生活形式。她首先只能借用已经获得承认的语言、趣味和姿态，把自己安放进去。模仿因此既是依附，也是练习作者权的第一步。娴模仿中文世界，是要取得解释意义的资格；模仿止其，则是要取得享用城市的资格。前者许诺她一段古老而稳固的来历，后者许诺她一个无须来历也能成立的现在。而她真正想要的，是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属于自己。

　　于是她试图在止其的名字上让这两条路合流。止其在她看来太没有出处，她想替两个字添上偏旁，让名字获得香草与美玉一类的意义。作为一个研究汉字根源的人，她以为赋予来历就是爱，却被止其断然拒绝——止其是小说里最彻底的反意义者，她相信一味追求本质只会让人陷入不幸。娴不得不追问，因为她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止其拒绝追问，因为她早已见过意义如何变成婚姻、身份和社会角色，把一个人固定在别人需要的位置上。一个是渴望获得历史，一个是渴望逃出历史，两人的矛盾并非来自沟通不足，而是各自的生存条件所致的立场注定无法调和。

　　小说中最冷峻的一幕发生在会安。止其说，西贡像这个热带国家的女人，夜里灯火辉煌，白天汗流浃背，脸上的妆也会结块。娴兴奋地说“就像我”，止其回答：“是的，就像你，这样你就有历史了。”我们看到娴终于被放进城市的比喻，终于获得一份象征性的来历。可就在同一段旅程中，她又被盛装打扮，被带去与陌生男人过夜。止其一只手授予她历史，另一只手又把她送入流通。被看见、被命名与被使用，在这里并不是三件彼此分开的事。

　　如果只把《万色虚无》只看成一段人物拧巴、关系不健康的女性爱情，等于把小说最重要的坐标抽掉。爱情当然存在，却不是悬浮在社会之外的纯粹感情，它从一开始便受到阶级、财产、婚姻与城市历史的塑形。阅读文学所要求的共情，并不是让读者在人物身上迅速找到自己，也不是赞同她们的全部选择，而是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活尺度，理解一个人为何只能从她所处的位置出发行动。

　　这部小说是在上海写成的。地理上的离开，使西贡从习以为常的生活背景变成一份需要重新调取的感官档案：嫩稻、烧焦的野草、番石榴与雨后泥土，这都是缺席之后才变得清晰的证物。一个在上海学习中文的越南作家，让西贡的中文教师借另一种语言寻找起源，作品内外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回声。异地写作并未把西贡变成怀旧对象，反而使作者更清楚地看见，故乡并不天然属于出生在那里的人，它也需要被重新辨认、命名和取得。

　　一座城市保留着旧名字，却无法让它重新进入官方时间；一个女人拥有密集的记忆，却找不到可以证明它们的房屋与档案。最终，娴只能借另一个女人的死亡，为自己和西贡共同写下一段来历。《万色虚无》由此成为一份私人历史：它不是替虚无找到了确定的本质，而是让那些没有被历史妥善保存的人，至少在语言中留下曾经存在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