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要找准自己的叙事腔调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前科找乐及其他》收入陈建功以北京市民和煤矿工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八篇，这部书和《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互为印证，读完后最大的感受是诚实——诚实地写作，诚实地面对心灵。

　　“文学，譬如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当然需要想象，需要虚构，但即使是你重新铸造的那个世界，也务必展示你情感的诚实。”陈建功回忆起40年前，《钟山》首发《前科找乐及其他》时附之篇末的小文章里，他写了那篇《小说起码……》。他坦率地说：“我的《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一书，其实就是描述了面对卑微，面对时代的冷落，我个人的心路历程。这中间当然需要克服一些东西，譬如有关文学的认知。初入文学之门，我只是为了拯救一个卑微的自己，相比之下，做矿工很辛苦，写写文章，跑跑报社，回城逛逛，倒是很舒爽的事。当时代的认知飞升、自我意识的觉醒之后你会发现，许多文章，就算是发表了，就算是获奖了，难免为世人笑，为后人笑。为此，我们需要巴金先生那样的自省，对时代，对人生，对自己，巴金先生是永远的榜样。”

　　中华读书报：重新阅读您的旧作，感觉并不过时，人物依然鲜活，栩栩如生。今天您也依然常和老朋友相聚，但现在写煤矿生活的作家好像不多了，大家提到的作家，还是陈建功、刘庆邦，以及已故的作家荆永鸣等。

　　陈建功：您提到的这几位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写过很多令我佩服的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还有不少，如谭谈、梁瑞郴、孙少山等等，恕不一一。煤矿工人出身的作家们，都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真诚、坦率。这就使许多反映煤矿生活的文学感情充沛、人物个性鲜明，当然，还有他们从个性纷呈中萃取的多样的艺术表达。随着时代的变迁，矿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人物构成也愈发多样，充满了民间表达，又和海外的艺术表达相融合，为反映煤矿生活的作品提供了更具现代气息的可能。

　　中华读书报：重新审视那段岁月，您创作的心态是怎样的？

　　陈建功：我想以自己为线索，写18岁到28岁那段煤矿生活，是1996年前后的事，有这心思时，我离开煤矿也有近二十年了。而等到作品真正完成，又过了近三十年。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被调到了中国作协，由专业写作者变成了文学组织工作者。所谓“历尽劫波尚有泪，写完‘简报’已无诗”，这是某次我在主席台上写的一句牢骚，当即把纸条传给了坐在旁边的王蒙，王蒙用铅笔把其中的几个字勾出来，挪了挪次序，注曰：“这样平仄好”，这字条还被我保存着，本拟找出来，拍照放到《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里做插页的，面对家中一摞一摞的纸箱，无从下手，只好作罢。其实，忙于俗务也并不是我推延至今才写出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那时候未能找准自己的叙事腔调。

　　“腔调”一词，是《繁花》之后从“老爷叔”那儿趸来的。当然，也就是借用而已。这里的“腔调”指的是我对18岁到28岁那十年的认知，同时犯难的是，如何选择独特的表达。30年前我想写这本书的时候，那认知就是《十八岁面对侏罗纪》，腔调就是“青春面对苍凉”。之所以没完成，就是觉得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都无法从固有的认知中跳脱出来。直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肖斯塔科维奇的话里找到情感的出口。

　　中华读书报：《十八岁面对侏罗纪》这题目其实也不错，甚至没准儿更能吸引年轻人。您把题目改为《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是因为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句话让您找到了“进入灵魂的入口”。在题目的考量上，您更看重什么？

　　陈建功：还是叙事的腔调。《十八岁面对侏罗纪》是三十年前初拟的题目，到了2025年《北京文学》节选发表时题目改成了《我们脏的时候》，在《花城》发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都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为书名。您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创作心理”的探究，我很喜欢。由《十八岁面对侏罗纪》到《我们脏的时候》，是一种“腔调”更换，经过30年淘洗，时代乃至个人，思考的角度、情感的积累，都大大地变了。年齿日增，再用如此青春的题目，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装嫩卖萌”啦。三十年后，忽然在陀翁那里找到了共鸣，就是所谓的“灵魂的出口”。那么为什么又要把《我们脏的时候》改成《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推敲一下，前者的确直抒胸臆，后者则委婉低徊，避开燥气，或许能让读者获得更多层次的情感分享吧。

　　中华读书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部作品被称为“非虚构小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您如何设定自己的写作边界？

　　陈建功：我最初也对“非虚构小说”这一文体有所疑惑，因为过去讲到小说，都和虚构连到一起，既是小说，何以是“非虚构”？因我的非虚构创作仅此一本，故我之感受，只能说是一孔之见罢了。在这本书中，我的心路历程、所涉遭遇、人物乃至细节，都是非虚构的。但笔法是小说笔法，如叙述的腔调、性格的展示、环境的渲染、景物的描写等等。至于其他“非虚构小说”作品秉持的原则，我就没有言说的资格了。依我斗胆的想法，文学写作在文体上其实是没有边界的，或者说，“非驴非马”，反倒会闹出点动静来。古今中外，实例甚多。其实，把非虚构和小说叙事搁到一块，我早在小说《放生》《前科》里就试了，只不过那时没有想透，浅尝辄止就是了。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谈到汪曾祺、老舍等作家对您语言风格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京味文学”的精神质地？“新京味”在当下该如何延续与突破？

　　陈建功：这两位都是我敬佩的作家，我认为，如果我们所理解的“语言风格”仅仅是北京的方言特征，儿化韵啦，双声叠韵啦，那就太局限了。所谓“京味文学”的精神质地，呈现为叙事的精神优势，幽默处理悲剧的自我化解，设身处地的宽容姿态等等，这里无法一一探讨，更不敢说概括得全面。但我要说，北京在发展，“京味文学”的精神特质，的确面临着突破的必要，其实也已取得了不起的成绩，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堪称新时期京味文学的经典。传承与突破，理论家们尽可见仁见智，而对作家而言，更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您强调要向生活学习语言，尤其是民间话语中的“思维方式”。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语言？

　　陈建功：就小说而言，语言，特别是人物对话，永远服务于人物的塑造，因此不能简单地一概否认粗话。譬如《红楼梦》焦大的愤激之骂和薛蟠粗鄙下流的酒令等等，即便是粗话，也都各个出彩。因此不能简单地抽出一段“女儿令”，就骂曹雪芹下流。我的小说里也写过粗话，甚至如果是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小说，而主人公又在“气不愤儿”的情感状态，骂骂咧咧才传神。当然借用一个观点，那得是“艺术考量”后的粗话，咱不能把小说当成粪坑。向生活学习语言，这是常识，但文学实践表明，作家也要向书本学习语言，比如汪曾祺对晚明小品的融汇（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王蒙、莫言对现代派的借鉴。

　　中华读书报：您强调文学的“诚实”与“有趣”，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两项？在您看来，这两者在创作中如何统一？

　　陈建功：其实这都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当然也是有感而发。“诚实”，已如前述，为人之起码，为文之起码。无论心怀“经国之大业”，写的是“书表章奏”，还是自嘲“壮夫不为”，做的是“辞赋小道”，你都得诚实，不欺人，也不自欺。而文学之“有趣”，亦不可或缺。所谓有趣者，因人而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故我所说的有趣，就是个性的展示而已，当然到了书里，就是有自己的、可挑逗读者的滋味和腔调罢了。这腔调养成于人生阅历，也养成于生活中的采撷，所谓“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而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