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缝隙里透进了光

　　李必湖和尹华奇毕竟是有棱角的年轻小伙子，加上两人都出身贫下中农，这在当时是最有底气的身份，这使得他们有胆量和冲劲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给黔阳地区科委和湖南省科委打电话，同时给他们的校友、曾经也是袁隆平学生的湖南省科委的杨武训以及黔阳地区科委主管水稻研究项目的曾春晖发了请求支持的电报。果然杨武训没有辜负两个学弟对他的切切期望，作为学生，他了解袁隆平，也了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项目，所以在接到电报的第一时间，就和曾春晖到了靖县。李必湖和尹华奇向他们表达三点诉求：一是把袁老师的研究课题进行下去；二是解决无米之炊问题，提供经费；三是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

　　杨武训和曾春晖从靖县农科所回到单位后，立即打了报告给湖南省科委相关领导并且抄报给了国家科委。

　　毕竟是国家科委曾经下文件列为重点研究的科研项目，加上杨武训和曾春晖的重点报告，国家科委很快就派出了一位专家到安江农校（此时的黔阳农校），这仅仅是李必湖和尹华奇的电报发出后的第7天。国家科委显然非常重视这件事，因为他们派出的是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孔湉，一个在杂交高粱雄性不育系研究领域有着很深造诣的专家。

　　在张孔湉的回忆里，那真是一次风尘仆仆的出差。他从北京坐火车到了长沙后，直接就奔着安江而去——他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们根本不知道安江农校已经搬到了靖县二凉亭，所以当张孔湉站在学生和老师全无的校园里，只看见了一院子的参天树木和搬过来办公的革委会人员时，他很是茫然和迷惑。得知农校已经搬迁，张孔湉没做任何停留，找到一部前往靖县的货车，一路摇晃着赶到了安江农校的新校址。但学校革委会并不接待张孔湉：“既然是李必湖和尹华奇打报告让你来的，你应该找他们。”知识分子张孔湉对这样的态度很是无奈，没办法，只好在学校到处打听李必湖和尹华奇的联系方式。

　　好在李必湖和尹华奇得知国家科委派了人来，也在找他。两人把张孔湉接到了农科所两人暂时栖身的地方，张孔湉着实被吓了一跳，只见两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平房宿舍里，门外地上还用石头和砖头垒了个土灶，自己做饭炒菜吃。“为什么不去食堂吃？”他问李必湖和尹华奇，两人只能苦笑：“食堂也贵。”不过为了欢迎张孔湉，两人当天还是去食堂排队买了菜：三分钱一个的土豆买了几个。“没肉给张老师吃啊。”李必湖和尹华奇都觉得过意不去，结果两人晚上跑去田里捉了田蛙，回来在土灶上爆炒了一份简易版湘菜给这位北京来的专家。张孔湉对基层科研人员的辛苦虽然也有所了解，但当这样的艰辛摆在眼前，他还是很震惊。“袁老师平时也是这样的科研条件吗？”他问李必湖和尹华奇，两人笑笑：“稍微好点，也好得不多，如果到外地育苗，可能比这个还差。”

　　让张孔湉更为吃惊的是，李必湖和尹华奇向他汇报杂交水稻研究项目情况时，拿出的师生三人做的田间笔记和田间档案，上面袁隆平的笔迹密密麻麻地呈现在每一页纸上，工整、认真。张孔湉在两人的小屋里仔细阅读了这些材料，又到屋外查看种在盆盆钵钵里的试验秧苗。作为遗传学专家和杂交高粱研究的专家，张孔湉在杂交高粱雄性不育系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在李必湖和尹华奇看来，他在检测这些试验秧苗时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值得学习的。

　　张孔湉最后下了结论：“你们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他的确惊叹于袁隆平的研究，而且是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他决定直接向黔阳地区革委会打报告，建议让袁隆平尽快从溆浦煤矿回到农校继续杂交水稻研究。张孔湉同时想办法和国家科委的领导通了电话，讲了他在靖县考察的情况和他的结论。很快，湖南省科委也派了以陈国平为组长的调查组对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进行考察，考察时间非常短，调查组迅速得出了与张孔湉一样的结论。

　　在国家科委的推动下，湖南省科委、省农业厅、黔阳地委都极度重视这件事，三方都一致同意将袁隆平调回农校开展工作。

　　事情在两个月之内就转了方向，朝着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袁隆平回到安江农校继续工作，湖南省科委和省农业厅为袁隆平三人小组的“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每年提供3000元的研究经费——一下涨至原来的3倍！另外，李必湖和尹华奇每月的生活补贴也由18元提到了26元。

　　就这样，袁隆平像做梦一般，从溆浦煤矿回到了学校继续做科研。在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两名助手对项目的拼命挽救、张孔湉研究员出于科学正义的支持、陈国平的肯定……他都是在一段时间后才一一知晓。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感到自己很幸运，碰到了这么一群人；但夜深人静他细思自己这短短两个月的经历，心里升起的是一种别样的感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齐整地支持自己？当中有一部分人跟自己完全没有打过交道，互相并不认识。他们帮助的，其实不是袁隆平这个人，而是一个与社会责任感有关的科学项目，如果说这个科学项目有社会属性，那必然就是关怀、善意，是希望大众能解决温饱，希望社会能进步。正是这样的属性，让这个项目自然有着一层吸引人的光彩。尽管当时的年代有着特殊的时代特点，大家都在忙于应付政治任务，但是，总有一些理想、一些太阳底下的事是超越所谓的政治，甚至时代的。“大多数人天生其实都是向善的。”袁隆平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