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走不出困境了吗？

　　在那些于南北之间来回奔波的日子里，袁隆平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水稻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年多，其间他的论文也已经发表。袁隆平和助手用最早发现的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药退化型等3种类型的雄性不育株，先后与近1000个品种及材料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由于在现有品种中找不到保持系，袁隆平根据植物学中关于雄性不育的“洋葱公式”（即设想通过不育系和具有正常胞质的恢复系杂交，人工合成保持系）和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经验，以测交后代育性恢复的子一代为父本，测交父本为母本进行反交，其后代则分离出不育株和可育株，再以不育株和可育株进行杂交的方法转育成具有一定保持能力的无花粉型“南广粘C系统”和“南陆矮D系统”雄性不育材料，但是大量测交之后，这些雄性不育材料的保持率比较低，不育性最高不超过70%，总有分离，一直没有成功育成理想的雄性不育保持系——没有100%的成功率，意味着就不能投入实际生产。这让袁隆平很沮丧：到底哪一环节有问题呢？想来想去，问题应该出在选育的材料（即选育的稻株）上。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袁隆平坚信这一点。在他看来，生物界具有杂种优势，这已经是遗传学上的定论，水稻不可能例外，而且水稻的杂种优势必然会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只是这一道秘密之门的钥匙还未找到。袁隆平有信心找到这把钥匙，他非常确信当初设想的三系配套方案一定能够实现，完成三系配套，水稻的杂种优势基本就可以得到利用了。

　　在1968年这一年，琉球大学的水稻专家新城长友实现了粳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但遗憾的是新城长友的三系配套因为没有增产优势而走不出实验室。毕竟，农业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如果科研停留在实验室，仍然算不得成功。

　　因为信息的隔绝，袁隆平并不知道新城长友的这一科研成果，他仍然在为不育系这一三系配套的基础而日夜焦虑。

　　秧苗被毁事件背后实际上是舆论环境对袁隆平的不信任，袁隆平明白，如果在三系配套研究上迟迟推进不了，他本人以及他领导的“三人小组”都会面临很大的责难。实际上，责难已经有了前兆。

　　1969年6月，袁隆平从海南回到湖南没多久，刚把试验田的秧苗安置妥当，他就接到通知，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号，袁隆平和另外几个农校的老师被学校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要求到黔阳地区农科所劳动，黔阳地区农科所在靖县（1987年改设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当时安江农校（1969年再次改名黔阳农校）也搬到了靖县二凉亭。袁隆平对下放劳动自然是不愿意的，这意味着试验田里的秧苗就没人负责了。“我们这个项目上级领导不是已经定为重点科研项目了吗？”——这句话他只能在心里问，万万不敢说出来。而且学校革委会也并没有说明下放劳动什么时候结束，只是一纸盖上红章的通知就让袁隆平等人启了程。没想到待袁隆平等人到了靖县的农科所报到，还要面临一次分配：老师们都要到下面的农场或矿场去劳动锻炼，袁隆平就此被分到了距靖县300多公里的溆浦低庄煤矿。

　　袁隆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自己以及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项目都似乎被抛弃了。他在临行前把试验田的秧苗托付给李必湖和尹华奇：“那半亩秧田就靠你们了。”袁隆平向来不喜欢沉重的氛围，他尽量用轻松的口气交代自己的两名学生，但显然，这两个突然失去主心骨的学生根本轻松不起来。

　　更糟糕的是，袁隆平前脚离开农校，李必湖和尹华奇后脚就接到通知，他们也被调到靖县农科所——“其实就是一个劳改农场。”尹华奇回忆说。而且农科所通知他们，只能分配给他们5亩田。实际上农科所一共有2000多亩田，分给他们的5亩田还在山上，两人去田里干活，要走很长一段路，还要爬不短的山路。这几乎已经摆明了不欢迎和不继续提供支持的态度。更令李必湖和尹华奇气愤的是，之前给“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每年1000元的经费也宣布停拨，如此，他们两人每月18元的生活补贴也就没了。两人急得不行，一致认为是前几天一位省里来的水稻专家的原因。那位专家是专门来调研评估杂交水稻研究项目的，当时让李必湖和尹华奇陪着去试验田转了一圈，看得也很仔细，但李必湖和尹华奇明显感觉他完全不认可袁隆平带着他们所做的研究：“1000斤的苗，最多收800斤谷。”“自花授粉植物哪里能有杂种优势？你们有点胡搞。”专家是搞常规稻研究的，对杂交水稻似乎天生就没有好感。

　　李必湖和尹华奇感觉除了蒙还是蒙，短短几天时间就风云突变，老师被调走了，经费也停了，“我们可能马上就会回到公社去，科研继续不下去了”。除了科研面临被中止让两人着急，两人也焦虑自己的生活。之前每个月18元的补贴其实就是全部工资，李必湖那时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孩子，18元的生活费已然捉襟见肘，如今这杯水车薪都要停掉，日子实在难以为继。

　　在溆浦的袁隆平还不知道学校里发生了这么多事，他每天和同事们一起参加煤矿的劳动，心里则一直记挂试验田的秧苗。一起劳动锻炼的老师劝他：“袁老师，认命吧。水稻的研究可能你真的做不了了，我们在这里不知还要待多久呢。”

　　袁隆平还不知道，这时邓则又怀孕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