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议

　　更大的支持跟着就来了。1969年底，在从溆浦回到安江农校后没几个月，袁隆平又带着李必湖和尹华奇到云南红河州育苗去了。

　　这次的育苗又是一次失败的经历，“C系统”雄性不育材料测交出来的秧苗依然无法保持100%的不育率，不育率甚至从70%降到了60%。袁隆平始终想不明白，在技术上自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出在材料上，但是材料的症结到底是什么呢？海南也好，云南也好，选择的测交材料都是不一样的，但就是达不到100%的不育率。云南这一次育苗的失败对袁隆平的打击很大，从1964年开始这项研究，6年间，无论他自己，还是家人、助手、助手的家人，都付出了太多，但研究的进展微乎其微。“五一都3岁多了，五二也快2岁了，我这个研究项目还是个婴儿长不大！”袁隆平对助手半开玩笑半自嘲。况且他还知道，一年前，他在西南农学院的校友、学弟，云南的李铮友育成了高原粳稻的不育系——滇Ⅰ型不育系，这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和压力。

　　1970年6月，袁隆平在云南育苗结束回到湖南，正好赶上了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的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黔阳地区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提前通知了袁隆平，让他一定要参加这次交流会：“你不参加谁参加？有你的项目展览。”原来这次会前设置了一个专题展览，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项目介绍被放在了黔阳地区展板中的头版头条，头条的旁边，用大大的字印了一句毛泽东的话：“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毛泽东的这句话，完美说明了为什么在抓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还能召开这样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交流会。

　　当然，这和湖南省委一直以来对粮食生产持执着的推动态度有关。湖湘大地历史上就是天下粮仓，明代以来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乾隆更是御批“湖南熟，天下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南作为重要粮食产地，地位越发得到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湖南省委便积极倡导选留、繁育和推广良种，1954年开始设立“良种预约繁殖区”，各级都有专人管理种子，同年便推广了7个水稻改良品种。1957年，湖南省委全面推广、系统化建立“良种繁殖区-良种场-种子田”三级体系，评选推广50余个地方良种，属于南方稻区率先完成省级良种繁育网络的省份。进入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委加大了繁育和推广良种的力度，并于1964年至1966年在全省掀起大规模推广良种的运动。1957年至1971年，湖南省委大修水利，韶山灌区就在此间建成，同时大力推广“单季稻改双季稻、高秆水稻改矮秆水稻”，这样的“改”，让湖南的粮食产量直接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而这20多年的岁月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叫华国锋的共产党干部在主管湖南省的农业生产。

　　常德会议这一年，华国锋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既然通知参加会议，袁隆平就准时到了会场，习惯性地坐在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他向来不爱出风头，也正为项目进展不顺利而心情不好，况且他明白周围的同行在背后对他颇有议论，毕竟自己的水稻雄性不育项目5年了没有任何结果。没想到刚坐下没多久，就听到主席台上的华国锋对着话筒喊了一声：“黔阳农校的袁隆平老师，请你坐到台上来。”——安江农校几经重组改建，1959年改名为黔阳农校，1963年重新叫回安江农校，到1969年，又再改名为黔阳农校，直到1981年。

　　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人，全省粮油、棉麻、茶烟、果蔬等行业都派出了代表。代表中有两个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个是邵阳地区邵东县野鸡坪大队，一个是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洛塔公社。

　　袁隆平看到资料介绍，野鸡坪大队是有名的穷山村，地处石灰岩山地，人均天然耕地不到三分，新中国成立前是个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也长期是个吃饭靠统销、靠救济的穷山窝。实在吃不上饭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队党支部带领全大队男女老少，生生用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在石山上“造”出了80余亩田地。大队书记在大会上做报告时苦笑：“我们这都是些蠢办法，蛮办法。如果说，别人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一粒谷子一滴汗的话，我们是一粒谷子一滴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不能算好经验，只能是血的教训。”

　　这些话在袁隆平听来，确如万针扎心。“粮食啊粮食，”他心里想，“我怎么就解决不了这个丰产的问题呢？”

　　华国锋不仅让袁隆平来到主席台坐在自己的旁边，而且让袁隆平针对自己的研究项目发言。袁隆平没做什么准备，于是说的都是心里的真话。他的发言基本上是反思，他说明了在试验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也说了自己在解决问题中碰到的困难，每一句都是大实话、心里话。最后袁隆平说：“比较愧对大家的期望。”然后匆匆结束了讲话。华国锋在袁隆平讲完后当即拿过话筒，他说自己刚刚看了展板上关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项目的介绍，之前也了解过这项研究，他认为袁隆平老师在前期做的探索固然艰难，但阶段性成果很明显。“我们有关地市和部门，各级领导一定要支持袁老师的科研。而且要发动群众，要把这项研究拿到群众中去。”华国锋说。

　　华国锋特别鲜明地表达了对袁隆平的肯定和支持，这令袁隆平大为感动，也受到极大鼓舞。特别是华国锋提到要把研究拿到群众中去，这句话对袁隆平很有启发，的确要调动更多的力量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集思广益。“袁老师，我们党的传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法宝之一。”华国锋在会议后又和袁隆平好好交谈了一会儿，“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农业科学的进步要是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

　　袁隆平一再向华国锋表示感谢，不仅是为他的肯定，更在于他在方法上的指导。从赵石英、聂荣臻等领导那里开始，袁隆平内心对执政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充满了好感，也从他们那里体会到民生的意义。

　　1970年7月，湖南省农林局下发文件，将“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列入第一个年度科研计划重大研究课题。由这一决定而始，杂交水稻研究成为湖南全省协作项目，组织成立了“湖南省水稻不育研究协作组”，这个协作组最初由安江农校、湖南省农科院、湖南贺家山原种场、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等五个单位参加。

　　袁隆平后来一直感恩华国锋，不光是因为华国锋在他研究走到低谷时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肯定，更重要的是因为从华国锋这里开启了杂交水稻研究大协作的模式。这一由袁隆平这样的基层农科研究人员开创的研究，自此有了更多基层科学技术人员、更多专家参与进来，而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天才般的构想和艰难实践也因为众人拾柴才得以形成燎原的大火。以半个世纪后的视角往回看，就知道大协作的模式对于我国杂交水稻的成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另外，袁隆平也并不是一个习惯关在书斋和闷在试验田里的内向型科研人员，他思维开阔，对于外界的信息愿意接受、喜欢倾听，他性格也开朗，非常愿意和同行合作。

　　在湖南省水稻不育研究协作组成立后，一个叫“水稻雄性不育学习班”的学习组织建立起来，由协作组的科研人员给学习班的成员授课，课程内容无非是：一、普及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知识；二、普及水稻杂交的技术。湖南是水稻大省，从事水稻研究的科研人员本来就不少，这下更是在全省掀起了水稻雄性不育研究的热潮。

　　“常德会议是一个转折。”袁隆平后来一直这么说。在知情人听来，这几乎是一句饱含辛酸的话。尽管袁隆平从来没有过抱怨，从来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科研工作中的打击，但1964—1970年这六年的时光，袁隆平面对的基本是一个又一个的试验失败，“不育系”这三个字对他而言几乎是顶在头上的沉重无比的铁帽，他想把它拿下来，却一直不能如愿。这六年里，他的生活充满了奔波、汗水、离家、思念……唯独没有鲜花和掌声，恰如新华社多年后的一句评价：“这是追求理想锲而不舍的六年，这也是人类进行水稻革命最有意义的六年，难度之大，压力之大，条件之差，时间之长，超过了居里夫妇对放射性镭的艰苦探索。”

　　幸好在他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的第六个年头，常德会议给了他一些暖意和信心。

　　本文摘自《袁隆平传》，周桦著，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6月第一版，定价：11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