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前景

　　我十分荣幸，能够见证郑振满教授带领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师生，历经多年田野调查与深耕研究，圆满完成100册《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编纂出版。这是一段艰辛的过程，也是快乐的历程。作为中心成员，我虽未直接参与本次编纂工作，但此前曾与中心同仁共同开展历史名镇名村调查及相关学术研究，借此契机，谨谈几点研究感想与学术思考。

　　首先，此项重大成果的问世，与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大局高度契合、同频共振。2026年5月17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全国及我省学界相继开展系列纪念活动与专题研讨。新时代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肩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宏大使命与理论任务。落实到具体学术实践，便是坚守学科固有脉络、赓续优良学术传承，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筑牢扎实的学术根基。

　　立足厦门大学百年学术积淀，从民间文献透视历史、从民俗民情解读历史、以民间文书印证正史，是我校史学研究一脉相承的治学路径。唯有深耕学术传统、扎根本土研究，方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提炼适配中国历史实际的本土概念、本土逻辑与本土经验。回望百年治学脉络，厦门大学历史学科始终坚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初心。远可追溯至百年前厦门大学国学院初创时期的学术规划；近则有傅衣凌先生立足中外历史比较视野，深耕中国社会史研究，致力于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研究体系，持续产出原创性、标志性学术成果。傅衣凌先生提出的系列核心学术范畴，至今仍具备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亦获得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认同。

　　学界曾有片面认知，认为民间文献整理、契约文书研究、乡村田野调查等工作，只是细碎的基础性工作，甚至被片面戏谑为“土狗打洞”。回望百年学科发展史，此类认知显然有失偏颇。2019年，为纪念傅衣凌先生在永安黄历村开展学术研究八十周年，我们举办“重回黄历”学术工作坊。重访田野现场，我们深刻体悟到，傅衣凌先生率先系统运用契约文书开展史学研究，核心旨趣在于回应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变局，聚焦中国社会形态演进与转型的核心议题。立足这一核心学术追求，他以民间文书为一手核心史料，细致考辨传统社会中地主、农民、佃农等基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关系，重新阐释大革命失败后学界关于社会阶层、社会性质的重大理论争议，产出了极具开创性的标志性学术成果。至20世纪80年代，以杨国桢先生为代表的学术团队接续深耕契约文书研究，紧扣史学界“五朵金花”核心议题，重点回应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社会产权形态等重大学术命题。杨国桢先生依托海量土地契约文书，系统考察传统社会的产权分割形态，梳理从民间草契到官方正契的制度演变脉络，结合不同地域的民间惯习与乡规俗例，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复杂多元、层次丰富的产权结构与运行机制，有力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与理论融合。

　　郑振满先生领衔的新一代契约文书研究，可清晰划分为两个核心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重点承接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积极探索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深度融合的研究路径，主动与西方年鉴学派整体史研究范式展开平等学术对话。在此学术视野下，研究范畴实现重大拓展，突破单一契约文书的局限，构建起体系庞大、门类完备的整体民间文书研究体系。第二阶段以永泰民间契约文书的系统性整理出版为核心标志。历经数十年积淀，学界在历史人类学、整体史研究领域已形成深厚研究基础，但伴随海量民间文献持续发掘问世，如何从庞杂史料中提炼具备强解释力的学术理论与分析框架，成为新时代民间文献研究亟待突破的核心问题。基于此，郑振满先生正式提出“民间历史文献学”学科构想，致力于搭建涵盖文献搜集、整理校勘、考释研究、编纂出版的全链条规范化学术体系，确立文书“归户、归物、归事”的科学整理范式，大幅提升民间史料的挖掘效率与利用价值。研究团队系统整理永泰、闽南、闽西等福建多地海量民间文书，经过长期田野实践与学术打磨，已在文献搜集范式、研究路径、整理规范与出版体例上形成成熟完备的学术体系，整体研究水平居于国内民间文献研究领域前列。

　　当然，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出版工作，既要接续回应不同时期的重大学术议题，亦需紧跟人文社科研究的工具变革与技术范式转型。当下，我们也需积极探索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适配路径。

　　其一，迭代升级OCR文本识别效能。《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规模化出版，为人工智能技术落地民间文献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目前，丛书文书已全部完成文本录入，实现图文精准对应，可为机器学习、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标注数据，有效支撑古籍文书智能识别技术的研发与优化。正如郑振满老师所言，我们仍留存大量未刊民间文献资源，未来可依托现有成果，搭建体系完备、适配乡土文书特征的专用语言训练模型。待模型迭代成熟后，可有效破解人工整理效率瓶颈：由OCR模型先期完成九成左右的文本识别工作，再由专业学者开展校核订正，通过持续训练、动态迭代，稳步提升文书识别准确率。同时，传统契约文书的书写体例、行文范式、印章形制均存在稳定内在规律，经过系统化专项训练，可完全实现规范制式文书的高效、精准智能识别。

　　其二，机器深度学习的深度落地，亟须多学科交叉协同介入。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学科提供算力、算法与模型支撑，而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专业赋能，是技术落地、学术提质的核心关键。大模型完成文本识别、文字转录仅为基础性工作，技术赋能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是破解传统史学研究难题、回应重大学术命题。无论是民间文书的社会网络分析、核心学术概念萃取，还是传统社会知识体系的关联建构，都离不开专业学者的深度参与、精准把控。史料标注维度、核心内容遴选、学术逻辑界定、研究范式规范，均无法依靠算法自主实现，必须依托跨学科对话研讨凝聚学术共识、建立行业规范，保障数字化研究的专业性与严谨性。我们期许，通过民间历史文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耦合、双向赋能，构建专业化、适配人文研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体。该智能体可依托标准化、规模化的民间文书数据库，自主提炼研究线索、生成学术问题，与科研人员构建双向互动、共生互鉴的新型学术关系：研究者校验、修正智能体的研究结论，弥补算法偏差；智能体依托超强算力与多维数据优势，突破人工研究的视野局限与算力瓶颈，反向启发学术创新。二者在持续思辨、校验、对话中实现知识共创、范式革新，为民间文献研究注入全新学术动能。

　　其三，民间历史文献的系统整理、规模化出版，既是夯实本土史学研究的基础学术工程，更是搭建中外文明对话、深化国际学术互鉴的重要桥梁。海外汉学学者宋怡明教授，长期以这套福建民间历史文献为核心研究载体，与国内学界开展持续、深入的学术对话与交流互鉴。同时，他将永泰民间文书引入哈佛大学课堂教学，让中国乡土原生文献正式走向国际学术舞台，海外学界得以更直观、细腻、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运行逻辑与发展肌理，有效推动了东西方在历史认知、社会解读、文明理念层面的深度对话与价值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