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书连接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

　　今天的发言，我想谈四点。

　　第一，我想先从个人的角度谈一点感想。2017年，郑振满老师跟我联系，谈起永泰文书的发现，邀请我参加课题。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中巨大的幸运。过去这些年，我不仅有机会参与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更有机会深入福建乡村，与保存这些珍贵文献的乡亲们交流，建立友谊。在这里我也分享一个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郑鹏程博士在（永泰县嵩口镇）赤水村扫描契约。老乡们说，你们来了，我们的历史文献就活起来了。这几天在永泰，我们把新出版的《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送到老乡手中，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看到他们翻阅书中收录的契约文书，讲述家族和村庄的往事，我深深感受到，这项工作不仅是在整理历史资料，更是在连接学术与社会、过去与现在。

　　第二，我想谈谈学术交流。上个学期，我在哈佛的课堂上使用了《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第一辑的文书资料。学生们通过这些具体而生动的契约文本，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后来，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这里办个班，让上个学期修课程的同学来到现场，后来哈佛中国基金也表示支持。上学期上过我们这门课程的学生，在短短几个礼拜之内，有80%的人都决心要不远万里，前往福建永泰参与。这让我们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向哈佛的同学介绍永泰，就是所谓的回到历史的现场。学术交流能够跨越国界、跨越文化。无论中美两国关系面临怎样的变化和挑战，我相信学者之间的合作与友谊都将延续下去。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推动知识的交流与共享，推动国内外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深入理解。

　　第三，我还想谈谈这些文书的学术意义。从全国范围来看，福建文书数量未必最多，类型也未必最丰富。但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优势：一个是良好的保存条件，另一个是持续的田野调查，以及许多学者和地方人士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学者与地方社会的良好友谊关系。我们为什么每个月比上一个月都有新的发现？这是因为乡亲们知道我们对这些感兴趣，他们就非常开心地把这些文书分享给我们。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长期持续的田野调查的传统。最核心的不是文书的数量——这个陈春声老师已经说过了——我们永泰的文献，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人在一辈子里能读懂的、读完的信息总量。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继承了傅衣凌先生所建立的田野调查的传统，因此，我觉得福建文书还包含了巨大的研究潜力，傅先生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了，我们现在就是在继承他的使命。这些材料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许多关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既有认识，它们让我们看到农民、家族、村落和市场之间复杂而活跃的互动关系，也让我们能够更细致地理解基层社会的运行机制。葛老师提到了《蒙塔尤》，我保证《八闽文库》100册的《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包含许许多多的“蒙塔尤”；而且说老实话，它们比“蒙塔尤”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蒙塔尤》的资料是来自天主教裁判所，不是老百姓本身创造的。以前的学者根本没想到可以这样讨论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文书的学术意义不仅限于历史研究，这个就是郑老师所说的跨学科。通过契约文书，我们还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某些重要形态的早期萌芽。在场的同学们可能会记得我跟郑振满老师关于债券化和证券化（securitization or corporatization）的几次争论。同学们都问，关于这两个定义的争论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就是在讨论早期传统中国集中资本的不同模式。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道路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刘守英老师刚刚讨论到中国土地所有权，实际上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陈春声老师刚才提到人工智能问题，说老实话，我觉得我们现在最核心问题是怎么把我们的优势——微观研究（microanalysis）跟大数据进行连接。

　　最后，我想谈谈青年学者的培养。今天我们共同庆祝出版社、各位老师取得的重要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这100卷背后的编纂团队。许多具体的编纂工作都是由学生承担的，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文书的整理、校核等工作，这是一项极其艰苦而仔细的工作，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学者能够更多地关注和肯定我们这个团队的努力，让年轻一代的研究者看到自己的贡献得到尊重和承认。希望未来有更多学者、地方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挖掘、共同整理、共同研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