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民间契约挖掘和研究的知识贡献

　　我今天被郑振满教授团队整理问世的100册《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震撼了，其内含的丰富信息价值连城。4万余件契约、诉状、收据、账簿等为研究中国乡村系统变迁、传统秩序运行、土地制度规则、文化观念变迁及其影响提供了具有唯一性的一手资料。我遇到过很多搞契约的，他们手上的契约文书是“搜罗”来的，他们把它变成了买卖，降低了契约的真实性和利用契约还原真实世界的价值。难能可贵的是，这套契约文书是一批批学生在一户户、一村村现场原封不动复原整理出来的，这里面还有学生在现场的“倾听”，使每一张契约文书变成了活的呈现。

　　我想谈谈福建民间契约挖掘和研究的知识贡献。

　　首先是方法论上的贡献。我们经济史研究传统，基本上有三个倾向：一是国家视角。基本上是从上到下，利用皇家史料，关注皇帝、政治家的特征、政治体系与结构的作用、秩序建构与维系，但不大关注民间状况、百姓生活、社会对国家秩序的影响。二是死的史料。重在史料的整理，从故纸堆里挖细节，但是这些史料仍然是“死”的，呈现出来的史料是冷冰冰的，难以从中理解过去的真实世界。三是计量史。利用计量方法，对复杂历史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一般化，致力于历史研究的科学化，这种对史料的数量处理和为了实证的抽象，与史学从细节和复杂性理解历史的传统产生隔膜。

　　傅衣凌先生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经过杨国桢先生、陈支平先生、郑振满先生一代代传承，这一方法的独创性实质上是“到现场研究历史”的方法。一是从现在往回找。很多历史研究是从过去往回倒，好像年代越久远越好，越倒越“历史”，容易丢失历史的当下价值；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是倒着来的，是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出发，再往回找史料来研究当下重要的历史问题。二是在现场还原历史。我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习惯是，没有到过现场，不提出和研究问题，也不对没见过的问题发表意见。社会经济史方法是在现场整理和复原历史，使史料具有了现场感，成为可以感知和与现实对接的活的史料，一下就将远的历史与现实形成关联，建立起研究者从现场回望历史的自信。三是从活人追溯祖上的事。社会经济史方法不仅从现场复原历史，更有价值的是，他们就一份份契约文书与现在的活人往回追，契约上记载的这块地一代代往上追，在谁手上，是怎么变的，文书上的一个个事件往上追后续如何，这种利用现在的人往上追的方法，就将历史变迁还原了。

　　这种在现场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价值在于：第一，从当下理解历史，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现实意义。是为了理解当下。第二，找到了问题意识的来源。现在大学学生研究的问题基本上来自文献，脱离生活世界的问题，很多是假问题和伪问题。问题意识一定要来自现实中产生的问题，历史研究的问题尽管依赖于史料，但问题意识同样来源于现实问题的历史追问。第三，从社会理解中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基本上是自上而下，而社会这一块往往被忽略了，就很难理解历史变迁中的国家和社会互动，因而也就很难理解秩序演变。

　　其次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再认识。无论中国学界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还是西方学界对传统社会的认识，基本上建立在三个概念之上。一是熟人社会。经济和社会活动基于血缘、地缘，相互之间彼此熟悉，固守于土，不轻易流动。二是人际性交易。大量交易基于人际，大量交易关系以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往来为主，基本是口头约定，寻求长期平衡。三是非正式规则。社会秩序不是依靠正式制度，而是通过非正式规则维系，习俗、约定、共同接受的传统起主要作用。比如，中国乡村社会认识长期受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影响，道格拉斯·诺思关于非正式制度约束传统社会的观念。

　　永泰契约文书可能给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带来挑战，因为这里存在大量“正式契约”，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些契约议定和执行发生在这个经济和市场并不发达的山区。按照前面已经形成的传统乡村社会认识，熟人之间是不需要正式契约的，口头约定就够用了，有事先打个招呼。即便到今天，中国农村的大量土地流转也并非通过正式契约完成，很多土地纠纷找法庭没用，基本上还是由民间和农经部门裁断。但是，永泰如此大量的正式契约在乡村社会的存在与执行，对已有的关于乡土社会的认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基于这些活生生的契约文书，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一些被作为常识的认知，比如，正式契约为什么会存在于熟人社会？传统社会是不流动的吗？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制度是如何互动的？正式契约制定和实施的条件是什么？正式契约的存在与应用于经济社会生活，是国家抵达不够的结果？还是因为有国家的更有效保护？等等。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土地权利的理论创新。关于中国历史土地制度的研究，已经形成两大主流，一种是从所有制角度看中国土地制度安排，基本上立足于国家权力界定，难以理解乡村实际的产权运行。另一种是从西方产权概念理解乡村土地权利，容易导致对真实复杂土地关系的简单化理解。永泰民间契约中90%以上是土地和山林纠纷，利用这些土地契约有可能破解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谜题。比如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一个最早承认和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演化出现代国家？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土地角色是什么？复杂土地权利关系的合约议定及其决定是什么？所有权与产权的关系是什么？田面权与田底权并存的理论解释如何创新？家族、宗族与土地文化的关联是什么？等等。有了这些契约文书的一手文献，再辅助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有可能产出一批以土地为核心的原创性理论。

　　永泰民间契约的整理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怎样围绕一些重大议题展开研究是更艰巨的事情。这需要学界的跨学科合作，也需要现代技术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坚持现场历史研究方法形成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