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如何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演进，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学术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传统的文学史学中有生命力的基因被新一代学术融汇和发扬到近现代学术成果和活动中来，如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方法与西方科学影响下重视实证的方法彼此融合，逐步走到条理化、逻辑化、系统化的现代学术道路上来；另外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如传统的杂文学观转化为以诗歌、小说和戏剧为主要类别的纯文学观，俗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等等。

　　进入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受世纪末情结的激发，学者回望历史，总结和梳理一百年的学术史一时间成为学界的一股风气。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示意义。但也难免诸多缺憾。其中一大缺憾就是史料基础建设方面的不足和粗疏。如刘咸炘（1896—1932），其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著述及其他杂著231种，475卷，成果丰硕广博；其成就曾得到梁漱溟、陈寅恪的格外赞赏。但由于英年早逝、传布甚狭等种种原因，其著述直到二十世纪末、本世纪初才陆续汇总出版。又如随着国门洞开，中外文化交流有了长足进展，国外汉学大家耀若星辰，相续不绝，而国内对此缺少系统的关注和译介。新的学术史有待在新史料的搜集、拓展、梳理、考察基础上重新书写。

　　史料编年是学术史著述的基础工作之一。正如张可礼先生在其遗作《从传统走向现代（代前言）》所指出的：“古代文学史学在时间中生发以及事件出场的时间次序和原始流动，不仅蕴涵着事件出现的缘由，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事件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来的影响。编年史料有助于知时序与明演变，有助于研究者以时序为轴线来探讨，有助于发现重要的时间关节点，进而探讨在每个时间关节点上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东西。”张可礼先生等编著的《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上、中、下全三册），从启动到成稿，计有十年，再经过五年的编辑，近150万字的成果终于问世了！

　　该著是一部系统梳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发展脉络的史料集成性著作。全书以编年体例，全面收录了1901年至1949年间中国古代文学史学领域的重要事件、学者活动、论著成果及读者反响。编者继承其《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一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的系统思考，将著录的内容主要分为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实践层面，包括背景史料、传记史料、作品史料、研究史料和相关的工具书；理论层面，主要包括对史料的地位、分类、搜集、鉴别、整理、著录、使用、传播、接受等问题的探讨。

　　该著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学著述的局限，将文学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与国际汉学交流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注意呈现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历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史料选择上，既尊重近代以来“纯文学”观念的演进，亦充分考虑中国古代文史哲融通的传统，广泛涵盖诗歌、小说和戏剧，还兼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的一些蕴涵文学意味的哲学、历史著述和魏晋南北朝之后的散文。在视野开拓上，注重呈现学术与社会、文化背景、读者传播等方面的互动，兼收国外重要研究成果，彰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跨文化传播与学术共同体形态，显示了编者在世界视野中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发展流变的高远追求。如1922年5月，介绍蒙文通发表的《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摘录道：“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一部分是陈兰甫、桂文灿的余波，是主张汉宋兼治的，一部分是不辨别今古的，却还有乾嘉风流，这两派都是前时代的余韵，也不甚惹人注意。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他们的争议便占了汉学的大部分了。”1931年5月，介绍《最近二年来之中国史学界》所综述的史学现状，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中心的“新史学”流派迅速壮大，主要表现在“地下史料之发现”和“出版之史学书籍”两大方面。这虽是介绍传统汉学主体、综述史学近况，但文学史学自然寓含其中，至少获得了切近的、更广阔的学术史背景。该著所编内容的新开拓，尤其表现在对国外汉学成果介绍方面。在每年著录的内容前列入编目的学者共204人，其中国内学者146人，国外汉学家涉及日本（20人）、德国（9人）、美国（8人）、法国（6人）、俄苏（6人）、英国（3人）、瑞典（2人）、奥地利（以下皆各1人）以及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1国，总计58人。而正文中涉及的国外学者远超这个数量，比如仅有关陶渊明的研究史料，在列入编目者之外另涉及16位国外学者。这些内容方面的开拓，既显示了编者视野开阔，也客观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编者还格外注重彰显学者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怀。如1931年2月2日，选录浦江清日记道：“陈寅恪先生来电……言或将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 1933年9月15日，顾颉刚作《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及学生抗日会上教育部呈文》，郑振铎（时任教职员抗日会主席）、吴世昌（时任学生抗日会主席）共同署名；20日，该文发表。编者摘录其内容有：“每念国耻非一日所致，即涤除之者非一日之功，故制钢盔、医伤兵等救急之务，固当举以自任，而培国家元气、励民族精神之根本大计更不容其轻忽。”学者们并非躲进象牙塔、不闻窗外事，而是传承了传统士人热切的家国情怀，在关注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忘救亡的使命。

　　要之，该著不仅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学术编年史料汇编，更是一部具有鲜明问题意识与学术史眼光的研究型、开拓性学术著作。其跨学科、跨国界的编纂思路，突破了传统文学史学著述拘泥于本土本学科的局限，有助于呈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错综复杂而生动具体的学术景观。新著对学者情怀精神的自觉关注，深化了学术史书写的家国意识和人文维度。该著的出版，必将为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近代学术转型及史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学科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