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与期望：《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增订版跋

　　本书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的增订版，顾名思义，就是有“增”有“订”，兹略作说明如次：

　　所谓“增”，体现在两种附录：一是《帝德录》，我认为从性质上看，可以归为“骈文格”，与诗格属于同类著作；二是《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续》，此盖缘于之前利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未尽其详，致使若干书目失之眉睫。趁此机会加以弥补，亦可稍释其憾。

　　所谓“订”，主要是改正少量错误。感谢同门友蒋寅教授，他往年曾组织门下生共读此书，有所拾遗补阙，后嘱其门人高晓成博士整理见示，以便稽考。其它在翻阅中偶见之失，也一并予以改正。修订最多者为附录四《赋谱》，再次根据日本五岛美术馆藏影印本详校，并吸取诸家整理之长（皆一一注明，不敢掠美），希望能以较为完善之本提供学界利用。但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古人已多有此叹。期待读者不断予以攻错纠谬，使之能够日趋圆满。

　　2002年，此书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印行新版之际，为申请出版集团的经费支持，曾恳请周勋初师作书推荐，承蒙慨允，其中谈到的学风变迁和应对之策，颇堪玩味。勋初师已于2024年3月遽归道山，兹将此函录之于下，以志永恒纪念：

　　学术界中的有识之士都对古代文论界的现状感到担忧。这一学科仅在八十年代繁荣过一段时期，之后就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后来出现的一些古文论研究者，大都热衷于引用一些西洋文论作为框架，纳入一些古代文论中的材料，铺演成文，就算完成了古代文学理论的探讨。这些人的阅读范围，不出郭绍虞主编的《文论选》三册，以及若干相关的资料汇编，因此论文的质量普遍显得贫薄，似乎是外国人在结结巴巴地讲中国话。难怪《文学遗产》的一位编辑参加过一次古文论会之后，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感想，称当代的这些古文论者为怪人，因为他们自称只读理论书，不读中国文学史。显然，这一趋势若不改变，古文论界必将滑向荒漠化的深渊。若要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改变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既要改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代替古文论实际的学风，也要改变以西方近代理论代替古文论实际的学风。当务之急，应当出版一些具有学术水准的有关古文论的基本文献，帮助这一领域中的人开拓眼界，让他们认清中国古代文学界的实际，知道中国古代学人在理论上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从而逐步培养起论从史出的优良学风。

　　张伯伟教授一直在向这一方面努力。他的论文结合中国实际，不同于他人的浮泛之作，得到学术界的推崇。他在古代文论基本文献方面的建设，已为学术界所瞩目，并获得好评。最近他对唐五代诗格方面的著作重新作了认真的整理，完成《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这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未受重视，此书之出，可以开拓新知，改变一些传统的误见，推进古文论研究的发展，属于古代文论基本文献方面的一项基本建设，具有永久价值，意义重大，故本人乐于向贵集团推荐，希望予以大力支持。2002年1月5日。

　　此书也在当年四月顺利出版，并在2005年再次印刷。从这封推荐书中可见，直到本世纪初，学术界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学风空疏，患了营养不良的毛病。然而时至今日，旧病未愈，可能又加上了消化不良。如何“因病施药”，是学者的难题之一，窃愿与同道诸君共觅“仙方”。

　　如果沿着怀旧的思路继续向前，就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前辈——傅璇琮先生，他是此书的“助产士”。1990年11月，他关注到我对唐人诗格的研究，并予以鼓励，在交谈中使我产生了整理此类文献的想法。两年后，傅先生主编“唐诗研究集成”数种，拟将“诗格”列入其中，并正式约稿。我在此前没做过文献整理工作，向富有经验的傅先生请教：“您觉得我做此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答曰：“以你的情况，我看半年差不多了。”事实上，这项工作从1993年9月中开始，到次年3月中蒇事，正好用了六个月时间，也因此更加佩服傅先生之判断精准。正式出版已经到了1996年7月，傅先生还专门敦请顾廷龙先生题写书名。2007年10月，傅先生在寄给我的《傅璇琮学术评论》一书中夹了一封信，正好被我保留下来，他辞世已近十年，现抄录于此，同样堪当永恒纪念：

　　伯伟同志：

　　今寄上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关于鄙人之“学术评论”一书，谨供参阅。此为宁波市一项文化研究项目，主编徐季子即宁波市政协原主席。关于此书编纂情况，请参阅书前“出版说明”，及徐季子、罗联添二序。又附寄《宁波日报》一份报导（复印件），亦请一阅。此次出版座谈会，周勋初先生亦特应邀参加，《宁波日报》报导中亦提及。

　　近日收到金程宇同志所赠其作《域外汉籍丛考》，极有学术价值。由此书得悉阁下主编此套书，确有学术眼光。

　　又，近日发现顾廷龙先生为尊作题写书名手迹，极为难得，今亦寄上，请珍存。

　　傅璇琮  2007年10月8日

　　信中提及我主编的书，指的是“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一辑，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傅先生寄来的廷龙先生题签，的确“极为难得”，不仅有其书法，还钤盖了印章，上面另有铅笔字两行：“此款略歪，制版时请移正。”题写的书名作《全唐五代诗格考校》，如果不是担心会给读者带来困扰，我真想再版时改用这个书名，那就是起潜翁的赐名了，该是多么荣幸。

　　回想最初从事“考校”，自秋徂春，包含了整个冬季。南京寒冬甚酷，当时国家电力紧张，普通家庭都无法安装空调，因为不停执笔，手上多处裂开小口，誊写的稿纸上也时有血迹，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帮我抄录了部分书稿。如今住在“三恒”（恒温、恒湿、恒氧）房中，无论室外是怎样的寒暑湿霾，端坐书桌前，都能“风雨不动安如山”。而年过九旬的母亲依然身体健朗，思维敏捷，常常饶有兴趣地关注乃至参与儿孙辈学术活动，为人子者深感幸福，也有理由去完成更多更艰难的工作。此书初成于1994年3月，当时只是三十五岁的青年学者，如今又过去了三十一年，“而视茫茫，而发苍苍”，唯独没有“而齿牙动摇”，可以继续在学术上“啃硬骨头”，这是渐入老年还能引以为慰的乐事之一。四十岁写《钟嵘诗品研究》“再版后记”时的心理状态是“不知老之将至”，如今的状态似乎依然如“旧时月色”，那就继续耕耘不辍吧。

　　按照章学诚对历来学术成果的区分，可大判为二：曰撰述，曰记注（《文史通义·书教下》）。限定在文学学术范围，则文献整理属“记注”，功能是保存史料；文学研究为“撰述”，重在发明创造。百馀年来现代学术的成绩单上，“记注”之功远胜“撰述”。本书性质无疑也属于“记注”类工作，但我从事此项工作的初衷只是为学界的“撰述”奠定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放在现代的和世界的文学理论的框架中看，诗格的特质可以用“规范诗学”来概括，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写文学作品。今天的唐诗研究甚至中国诗学研究想要寻求重大突破，一个基本的思考起点，似乎首先应该按照唐代诗人写诗的思路和习惯理解他们的作品。因此，该时代的写诗技法就是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之一。唐代诗格所涉规范，大致包括声律、对偶、句法、结构、语义等方面，以唐人诗格为基本史料，辅之以其他相关文献，透过理解力、想象力和建构力，对上述问题作“以唐论唐”式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可惜迄今为止，真正做出“革命性”的成果仅见于唐代诗律的研究。诗格类文献的利用，从整体上看，还处于浅尝、初试的阶段，而呈现类似状态的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献，亦可谓比比皆是。有志于担负学术责任、振兴中国“撰述”的青年才俊们，何不闻风而动、起而行之，朝着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大事业大学问的方向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