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有法 收录有据

　　■董一润

　　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事业的重视，馆藏古籍目录的编纂随之兴盛。各地不仅陆续刊布《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国家珍贵古籍图录》等基础性目录，还不乏彰显馆藏特色的专科目录，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珍本方志解题》《安徽省图书馆馆藏桐城派书目解题》《佛山市图书馆馆藏木鱼书目录》等。正是在这古籍编目图书出版蔚然成风之时，《中国分省公藏古籍书目总录（1949—2024）》（以下简称《总录》）应运而生。该书汇辑1949-2024年间全国1348家公藏单位编目成果1532种。林振岳老师已于书前序言总结《总录》的价值：作为“书目之目”，《总录》广收各地馆藏古籍目录，爬梳各馆沿革历史，既可追溯近代藏书流衍，又能总揽公藏古籍情况，还可借此窥见新中国古籍书目编纂历程，于当下古籍编目之业多有助益。而从古典文献学专业视角来看，《总录》无疑是一部检索公藏古籍目录的便捷工具书。其以地统目的结构，加之叙录、序的设置，既与传统目录学体例相互呼应，也不乏鲜明的现代图书馆学编目属性。因此，本文着眼于《总录》的结构与体例，略述阅读所得。

　　一、 部居类汇：以地统目的编纂结构

　　在传统文献的编纂中，以类统目的观念深入人心。而目录之书尤重编次类例。郑樵于《通志·校雠略》专就目录编纂提出，编次必谨类例，谓：“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31页)又称：“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同上）可见，书目编纂之要，首在确立统摄全局的架构，通过分类把内容以条理井然的方式呈现。然而，编排体式并无定法，往往需结合书目本身的性质与体量来定夺。如算学目录《近代中算著述记》《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均以笔画为序，但据书目性质，前者以作者姓名笔画顺序编排，后者则按书名笔画编次。再如，作为清代宫廷善本总目，《天禄琳琅书目》以版本时代为纲，分宋版、金版、宋钞等类别，同时代再以经史子集厘定次序。显然，这种编排方式与古籍善本重在鉴藏之旨相合。而地方志、地方著述的编排，多依行政区划，其典型者则属明万历间祁承㸁所撰《两浙古今著作考》，该书按明浙江下辖十一府为次，分域收录著述。

　　《总录》作为一部汇辑全国各省各级公藏单位古籍书目的目录著作，主要采用以地统目的编纂结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据《总录》凡例说明，其地域排布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以省级行政区为总纲，各省内再以馆藏单位性质分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三大类。其中，各公共、专业图书馆仍循省、市、县层级顺次排列，上自省级馆藏总目，下至县级古籍目录，尽数网罗收录。这一体例的优势，在古籍藏量宏富的地区体现得尤为典型。譬如《总录》在“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一级类目下，按行政区划依次列出11个地级市，部分地级市下再具体至所辖区、县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这种编排为读者搭建起从地域到馆藏、从总目到专目完整且清晰的检索路径。而高校图书馆则据教育部公布的院校代码为序，同样确保了编撰的规范性和检索的便捷性。

　　二、钩玄提要：借录发微的编纂肌理

　　一部完备的目录书，既需类例为骨使体例清晰严明，更离不开叙录与序为之赋予血肉肌理。

　　参《总录》凡例可知，所收书目叙录的撰写，悉以原书前言与凡例为凭，又于内容上加以取舍。《总录》对书目基础信息，如书名及卷数、作者、版本等从简处理，而重在呈现书目整体的著录规模、叙述体例、部类安排等信息，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馆藏古籍书目的特色。

　　与叙录形成互补的，是《总录》两级小序的设置：其一是围绕省（市、自治区）等行政区所作序，先总述此地古籍存藏规模，后列相关古籍保护单位，与以地统目的结构互为表里，使读者开卷便知此地古籍资源的整体格局。其二为馆藏单位之序，梳理一馆之古籍藏量、递藏历史与特色馆藏。典型例证如《总录》为山西省图书馆所撰小序，不仅追溯该馆自清宣统元年（1909）创立以来的百余年更迭，叙述馆藏古籍捐赠与转让源流，为稽考古籍递藏轨迹提供线索；还于馆藏总貌之外，特拈出馆藏特色，“另如乔应甲、傅山、董文焕、刘大鹏等山西名人手稿，张穆、徐继畲、郭象升等批校题跋，均为珍贵”（《中国分省公藏古籍书目总录（1949—2024）》，第80页），由此，山西省图书馆所藏古籍的地域文化特质昭然可见。

　　尤可称道者，《总录》使基层馆藏古籍单位浮出水面，令在基层沉寂的古籍有机会被纳入学术视野之中。这一点在山西省祁县图书馆的著录中，体现得较为深切。《总录》为山西省所撰序中便已提及，祁县图书馆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山西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指明其地位。继而，于馆藏单位之序中，开篇揭举其馆藏珍本如南宋绍定二年（1229）池州刻本《昌黎先生集考异》、明前期刻本《大广益会玉篇》、明万历刻本《高素斋集》等。尚可提及，《昌黎先生集考异》为张洽原刻唯一幸存的海内孤本，自1979年《文物》刊发发现讯息后，便鲜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另外，祁县图书馆条目下载有书目《祁县馆藏珍贵古籍图录》。叙录既依通例介绍该图录编纂体例等基础信息，更特设按语，言简意赅地说明该地的藏书历史和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藏书钤印记录。

　　总而言之，《总目》对全国公藏古籍书目信息的有序整合，可为公众共享古籍资源提供指引和参考。其与当下 “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征询平台”“全球汉籍分布GIS系统”等数字人文项目，虽形式各异，却揭示了目录学自古及今的发展内核——以致用为上，为书目文献建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