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文学观”视野下为魏晋名士绘像

　　魏晋名士与魏晋风度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鲁迅、冯友兰、宗白华、王瑶等都曾聚焦魏晋名士，描摹其风貌，刻画其精神。冯友兰的《论风流》一文提出了名士风流的四点“构成条件”，即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冯友兰主要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来加以概括，但从更大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中去考察，魏晋名士在当时中国文化舞台上的表现，既有光彩夺目的一面，也有芜杂不堪、不上台面的一面。只有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历史幽谷中，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他们。宁稼雨的《我认识的魏晋名士》就以一种“大文学观”视野，给魏晋名士绘就了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画像。

　　这本书是作者在《文史知识》杂志“魏晋人物谈”专栏文章的结集。作者重在写人，而这些魏晋名士又都是文士，所以也要通过论说其文来写其人。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努力从一种宏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史角度去看这些名士的人格及其表现，揭示他们人格的文化成因。作者本人提出过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先秦两汉的帝王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士人文化、元明清的市民文化。魏晋正处于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的起步与过渡阶段，突出表现就是士族文人从经济政治地位崛起到群体人格独立，并由此催生中国文学的自觉和独立。这就是一种不就文学论文学，而将文学放到历史、文化环境中去考察的大文学观。如孔融与曹操的对立、祢衡写作《鹦鹉赋》、嵇康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可以放到士人阶层走向人格独立、批判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去观察。又如写曹丕，既写他对弟弟曹彰、曹植的迫害，他在曹操死后将父亲的女人全部收为己有的卑污，以及使用政治手腕以魏代汉，又写他与“建安七子”的挚友关系，甚至在凭吊王粲的仪式上提议，因为王粲喜欢驴鸣声，所以大家共同学驴叫来祭悼王粲，完全不顾他的帝王身份。曹丕还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不仅在文章中将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而且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宁稼雨指出，“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看，他个人的文学修养还是作为曹魏时期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转变的关键人物的必要资质”。这就是在文化转型中去写曹丕的贡献了，而不是仅就文学谈文学。

　　作者写阮籍时注意到阮籍年轻时是一个充满抱负和雄心的人，这在他的《咏怀诗》里有所反映，但他怎么在后来会变成一个不关心世事、至慎、言皆玄远、从不臧否人物，且唯恐与政治沾边的超脱之士呢？高平陵事变的冲击是主要原因。但他内心里又不服，常以反抗礼教的行动表示他与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阮籍的内心其实是十分痛苦的，一方面不认同司马氏集团，拒绝司马氏与他的联姻，另一方面他又为人代笔，给司马昭写劝进表，目的是保全自己。内心的痛苦要寻找出口，除饮酒外，就是写诗作赋，把文学当作发泄的出口。阮籍的《清思赋》和《大人先生传》都是想追求一种超越现实社会而达到与“道”合一，从而进入自由遨游的超然世界，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才没有世俗的系累和礼法的束缚，才没有那种如履薄冰的内心焦虑。

　　作者还写到支遁与王羲之的交往，在玄学上支遁的贡献比王羲之大，但因为出身高贵，王羲之对支遁前来拜会都懒得理会，“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世说新语·文学》）。后来支遁抓住机会，与王论《庄子·逍遥游》，讲了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才刮目相看。魏晋时期的玄佛合流、以佛释庄，涉及哲学与宗教，如果不从大文学观去接触材料，深入领会，那是很难进入到魏晋名士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去的。

　　中国文学阐释学历来强调“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而“以意逆志”加“知人论世”则不仅可以避免断章取义，还可以在大文学观视野下深入到人物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世”是繁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与吊诡的；“世”也是“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人在大“势”中如何处世，是需要设身处地去理解的。宁稼雨《我认识的魏晋名士》一书给类似的写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那就是无论是论文学还是论人，从来就是“功夫在诗外”，必须具有文史哲的学术修养，把所讨论的对象放到历史、哲学、文化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为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