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泽斑斓，艺林鸿宝——读《文馆词林古钞本汇编》

　　一

　　《文馆词林》（下文简称《词林》）是唐高宗时中书令许敬宗奉敕编纂的一部诗文总集。全书凡一千卷，分类纂辑唐初之前的各体诗文（据目前所见各卷，最早的作品是汉文帝《与匈奴和亲诏》，最晚的是唐代太宗时的作品）。是书大约宋初即已散佚，不过在唐代就可能由遣唐使携至日本（或以为乃“入唐求法淄流携回”[董康《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著录“《文馆词林》千”，可见为全帙。

　　《词林》复现于中土，则要晚至清代中叶。日本学者林衡（述斋）编纂《佚存丛书》，汇辑中土久佚之书十七种，其中有《词林》四卷。这部丛书刊行于日本宽政十二年（1800），很快就经中日通商传入中土，嘉庆十二年（1807）孙星衍编成《续古文苑》就利用了“出于洋舶”（《续古文苑凡例》）的《词林》。自此中土士人方知海东尚存此书，一时“惊为秘笈”（《古逸丛书》杨守敬跋），不仅重刻行世（咸丰三年[1853]伍崇曜据《佚存丛书》本重刻，收入《粤雅堂丛书》），还不断采寻蒐觅，成就一段访书嘉话。清末杨守敬随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据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踪迹之”（《古逸丛书》杨守敬跋），在《佚存丛书》四卷以外又觅得十四卷，梓入《古逸丛书》（光绪十年[1884]刊行）。此时他已得知《词林》尚“有存于浅草文库者，有存于西京大觉寺者”（《古逸丛书》杨守敬跋），但无从得见。正将买棹返国之时，机缘巧合，得町田久成之助，再获浅草文库所藏、《古逸丛书》未收的五卷，后付宗人杨葆初于光绪十九年（1893）刊行。辛亥革命起，董康侨居京都，见到了京都大觉寺藏本，发现有逸出上述各本者，遂誊录以归。1916年张钧衡将《佚存丛书》本、《古逸丛书》本、杨葆初刻本以及董康誊录本“汇而刻之”（张钧衡《文馆词林跋》），刊入《适园丛书》。1923年董康“欧墨归航，榑桑重到”（董康《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访高野山，得观抄写于弘仁十四年（当唐穆宗长庆三年，即823年）的古本，翌年（1924）以珂罗版印制百本，“古色盎然，与原本无纤毫异”（董康《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网罗当时所能见到的弘仁古钞本、摹钞本、转钞本等，汇为一编，出版了《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此书蒐采古本最全，也最为近真。

　　这一历程，不仅是《词林》的回归史、出版史，更是一段士林美谈、一桩书业胜事。

　　二

　　由于董康珂罗版《残本文馆词林》限定印行百部，见者寥寥；《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在日本出版，国内流传甚少，仅三数学者闻知利用，因而人们对于古钞本《词林》就不甚了了，自然也就不利于充分挖掘其多元而重要的学术价值。职是之故，在国内刊行古钞本《词林》就很迫切紧要。现如今，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富嘉吟教授汇辑的《文馆词林古钞本汇编》（陈翀、童岭主编《日藏文学文献古钞本丛刊》第一辑，下文简称《汇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正响应了这种呼声。统观全书，其意义与特色大抵有以下数端：

　　一是首次在国内汇编印行《词林》古钞本。如上文所述，董康珂罗版《残本文馆词林》和古典研究会《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均在日本印制或出版，国内图书馆庋藏二书者稀，学者罕觏，使用匪便。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书，距中国学者（董康）首次获睹弘仁古钞本已逾百年，秘府宝笈一时化身千百，学者可置于座右，随时繙览，琢磨研覃，可谓幸甚。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来陆续刊行了《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九条家本群书治要》《古写本玉篇残卷汇编》《群经单疏古抄本丛刊》，会同本次出版的《汇编》，构成了域外中古汉文古写本群，既体现出版方之眼界、格局与魄力，也必能助益学界进一步了解并充分利用这批宝贵资料，进而推动中古文学、文字和文献研究，在学术交流史、书籍史、出版史等领域取得更新更好的成果。

　　二是所收古钞本较以往各本更为齐备。《汇编》汇辑影印上海图书馆藏董康珂罗版影弘仁古钞本（即《残本文馆词林》）、宫内厅书陵部藏弘仁古钞本（卷六六八前半）、天理图书馆藏弘仁古钞本（据推测为卷四五五后部）和内阁文库、斯道文库、早稻田图书馆等处所藏摹钞本等。最可表而彰之的是《汇编》收入庆应义塾图书馆藏《香果遗珍》本《词林》之卷三四八、卷四五五、卷六六二残卷，其中卷三四八的14行、卷四五五的22行属于此前未知的新出钞本，卷六六二的27行内容虽已见于《佚存丛书》，但此摹钞本则是以往所未见的（这27行《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只能以《佚存丛书》本代替）。《汇编》一并影印了这些近年新发现的摹钞本，为学界提供了颇具旨趣的新材料，汇辑已知存世钞本也就最为周备。

　　三是附录中的各篇文献富于参考价值，颇便读者。日本著名书志学家阿部隆一的《〈文馆词林〉考》考辨精详，程功甚深，是一篇了解《词林》在日本流传始末的宏文，也是文献流播史和书籍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附录收录了富嘉吟教授的中译本，以为弁首；尾崎康《文馆词林目录注》（富嘉吟译）标明收录该卷的各个版本，《词林》各篇诗文如果还被其他文献收录，该文也一一注出书名，凡此均便于读者开展对勘和他校，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此外尾崎康《关于〈文馆词林〉卷四百五十五残简》《天理图书馆藏〈文馆词林〉断简考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费悦译），一户涉、矢岛明希子《香果遗珍本〈文馆词林〉解题和影印》、矢岛明希子《〈文馆词林〉卷四五五残简再考：从天理断简、〈香果遗珍〉本、大喜多本出发》（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佳琪译）诸文均堪参稽，兹不覼缕。还值得一提的是，附录收录了《适园丛书》本，不仅由于此本几乎网罗《词林》现存的全部卷帙，流传较广，还因为它对古钞本作了比较全面的释录，释文不乏可取之处，尤见编者的微意和慧心。

　　当然，《汇编》影印时也有微瑕。比如卷四五二为早稻田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摹钞本，但此本脱抄了一行，即在《汇编》图版第一册第447页的71行和72行之间，《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以《古逸丛书》本补入，《汇编》未补，从读者角度来说，《影弘仁本〈文馆词林〉》的处理方式似乎更好。

　　三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的学者眼中，一部古钞本《词林》，呈现出来的学术闪光点自然也是多样的。

　　《词林》作为一部诗文合编的总集，上承《文选》，下启《文苑英华》，在文学总集编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据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唐人纂辑的诗文合编总集有18种，至今绝大多数已亡佚，古钞本《词林》是仅存的准原本唐人编选的诗文合编总集，当今学者依凭它所蕴含的原始信息可以了解唐人如何编选、如何分类。古钞本《词林》所收诗文有诗、颂、七、碑、诏、令、敕、教、表诸体，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当有助益。此外对于中古文学文献的辑佚、校勘和考证等方面的作用，学界论述已详，不再缕述。

　　就文字书写而言，目前所见古钞本《词林》各卷存唐本之真的程度不同。最为近真的当然是弘仁钞本，其次是摹抄本，再次是转抄本。从书风、武周新字以及卷六六五末“仪凤二年五月十日书手吕神富写”题记来看，弘仁钞本的底本应该就是唐人写本，甚至是高宗武后时期的写本（仪凤二年距《词林》编成的显庆三年仅19年），可以说弘仁钞本是极为接近唐写原本的，当可目为“准唐写本”。其中存留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字形，体现了唐代的用字习惯，比如卷一五六《赠李叔龙以尚书郎迁建平太守一首》中“翻”作“  ”，《答陆士龙四首》其三中“猛”作“  ”，均为唐人俗体，这些异体俗写往往可以和敦煌西域出土的唐写本相参比，是研究中古汉字及汉字演变史的宝贵资料。也只有全面把握古钞本字形和用字习惯，释录校理才能臻于美备。举例来说，卷一五二《悼离赠妹二首》：“桓山之鸟，四子同巢。将飞将散，悲鸣     。”“     ”，杨葆初刻本和《适园丛书》本均作“忉忉”，这是错的。“   ”这个字形在古钞本里既是“忉”字，还是“切”字，上引例子应作“切切”。“切切”在古诗文里常常形容声音凄切，如《晋书·王祥传》“援琴切切而哀”、唐皇甫冉《魏十六还苏州》诗“阴虫切切不堪闻”，这样方与“悲鸣”相应。这些字形和用字信息端赖古钞本才得以完整保留，由此益见古钞本之价值。

　　自《佚存丛书》刊行以来，《词林》主要以活字本或刻本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由写本到刻本，文本形态发生了改变，文字也非复旧貌，写本的不少关键性信息丧失。董康《书舶庸谭》卷一“（1927年）一月二日”下云：“余谓仆昔年校大觉寺《文馆词林》，悉复旧观，张石铭刻入《适园丛书》，时艺风掌校雠，悉改从刻本，并有依《太平御览》校改者，殊非校勘家之正轨。”又卷三“（1927年）三月一日”下《跋高野山藏原本〈文馆词林〉》云：“余于辛亥侨寓京都，曾借大学藏大觉寺传录本，与《佚存》《古逸》、成都诸刻本互勘，纠正讹舛不可枚举。……南浔张石铭刻入《适园丛书》中，时江阴缪艺风丈为张氏董理校雠，仍改从刻本付梓，不惟失大觉寺本之真面（大觉寺本亦在二百余年前），且辜予丹黄之苦心矣。”即使号称摹刻的《古逸丛书》本，也“存在肆意施加阙格之处”（阿部隆一《〈文馆词林〉考》）。如今《汇编》出版，尽显《词林》古钞本之原貌，为研究东亚汉文古写本提供了足堪宝重的资料，学者便于掌握更为丰富的写本信息，从而有益于构建汉文写本学。完整的汉文写本学应建基于传世写本、出土写本和域外写本之上，“三足鼎立”而浑然一体，在三大写本群的基础上建构系统性的汉文写本学，吾人乐观其成。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