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农村的“清明上河图”

　　走进《北乡谣》，就像吹过田野的风，地头的泥土气和炕头的烟火气拂面而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处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孟昭旺的童年、少年时期，是他的生命与文学碰撞的时期。他用敏锐的文学自觉，在这个时期背后涌动的暗流中精心打捞，绘制了一幅冀中农村的“清明上河图”。

　　作品的语言杂糅了方言、俗语、俚语、儿歌，以土味的但又明亮灵动的底色，奠定了田园牧歌的基调。乡村固有的朴素伦理观、世故人情、道德操守都在饱满的流动的日常烟火中氤氲着。这样的乡村无疑是美的。但乡村的美不是单一的，它有静有动，有深沉有高亢，有细腻也有粗砺。孟昭旺用原生态的自然而然的书写，艺术地再现了那些朴实醇厚又泥沙俱下的乡村生活场景。

　　那个时代的乡村，既古老又年轻，既愚昧又开明，既纷乱又和谐，既残忍又厚道。赌博、斗殴、贩卖人口……大大小小的钉子一样楔进书中的不和谐乃至罪恶，是生活中躲不开的一部分。孟昭旺将这些繁杂芜乱的人文生态毫不掩饰地收入笔下，不溢美，不隐恶。

　　人物是乡村生态的载体，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作品成功的关键要素。《北乡谣》人物众多，雨仁娘、雨仁、月娥、杏花、天佑、雨信、嘉莉、孝正、魁元、锦衣、绮雯、赵虎、三有、青宁、三姨、三姨夫、花成泥等浓墨重彩叙写的人物，在书中经纬交织，个性鲜明，济济入画。在佛堂看病救人的七奶奶、红白事“总理”牛秃子、过年时给全村写春联的庄文举等一些老派人物，甚至出场不多的人物，如孝正媳妇及她带来的两个孩子，都在作品中立起来了。在时代的浪潮里，有些人物是乡村的守护者，雨仁、月娥、孝正、庄文举等。有些人物则试图突破乡村旧有的伦理规范，如赵虎、绮雯自由恋爱引发新旧伦理的剧烈冲突。二人走进城市，又失败而归，旧的乡村伦理却不得不让步于二人不得要领乖张错谬的自由追求。雨信考学出去了，却丧失了斗志和梦想，成为另一个天地固步自封的人。锦衣没考出去，心却出去了，他代表着虽数次碰壁却仍要改善现实的梦想。这些碰撞是彼时农村现实的一部分。对这些真实地用力地生活着的乡亲们，作家以冷静克制的笔墨、纤毫必至的细节写出了饱满丰沛的情感维度。

　　真正的乡土传承，是人与万物相谐。作品不停留于民风民俗的表层叙写，不只画出人物和故事，还触摸到农耕社会流传下来的种种鲜明的自然敬畏和模糊的宗教膜拜，力图写出人与天地自然与万物生灵之间冥冥中的神秘联系。对农民来说，严格的宗教教义离他们很远，他们重视的，是与自身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土地上生长出的事物。他们没有固定的神，却有着对大自然最朴素最虔诚的尊崇，比如婚礼、丧礼、求雨扫湾、盖房上梁等仪式中特有的古老教化。淳朴善良而又有着复杂矛盾的乡村，对于灾难和纠纷的自我消解是其伦理生存绵延的精神版图。

　　在这样的敬畏中成长起来的乡村，自有一套生存法则：卖艺的马队晚上如此艰辛卖力，不惜伤身，仅仅因为觉得演出不够成功，次日一早分文未取悄悄离去。那凄凉而又悠远的歌谣，唱出的是生活的辛酸，更是生存的倔强。三姨连生三个女儿，被计划生育政策罚得一贫如洗，怀孕后躲到姐姐月娥家，不成想又生了第四个女儿，在生活的重压下只好将孩子送人，却又对此事讳莫如深。只有来人那自称二百实则是三百个的鸡蛋，默默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乡村的生育状态，以及由此生发的严酷与温情。

　　孟昭旺是个善于挖掘的作家，董村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他的富矿。他用高度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展示出来的图景，是文学，也是文化、历史、时代、生命……很多民风民俗是抢救性的保存、挖掘、呈现。表面进展缓慢固守着传统节奏的村庄，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首挽歌。在城镇化日益加速的今天，乡村将何去何从？

　　作家对乡村有着血脉亲情，结尾自然带了温度和希望，但仍然是基于现实的亮色。百亩梨园的花开了，董村修路，麦苗返青，雨仁坐在田野，呼吸着土地的味道，母亲的味道。这个村庄是董村，也是河北，是中国。北乡是家乡，是百姓，也是母亲，是天空和大地。《北乡谣》，让我们看见了生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