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释奠者必有合”新解

　　《文王世子》是《礼记》的第八篇，郑玄《目录》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记文王为世子时之法。”此篇可据内容划分为六个小节，“凡释奠者必有合”即为第二节国学中教育世子的内容之一，其文曰：“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郑玄注曰：“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也。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也。”

　　郑玄解“有合”为与邻国合祭先圣先师，解“有国故”为国家已有的先圣先师，孔颖达从之。其后陈祥道提出异说，解“有合”为合乐，解“有国故”为国有丧纪凶札之变故，朱熹从之。两种不同的解读之间有何关系？我们通过分析孔疏对郑注的申发和诸家对郑注的驳难，可以发现诸家有不同于郑玄的解读视角和理路，这种不同的解读倾向则侧面展示出了《三礼》诠释与礼制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

　　后世对待郑玄“合祭”之解的态度，主要分为三类：

　　一是以孔颖达为代表，申发郑注。孔颖达正义曰：“此谓诸侯之国释奠之时，若己国无先圣先师，则合祭邻国先圣先师，谓彼此二国，共祭此先圣先师，故云‘合也’。非谓就他国而祭之，当遥合祭耳。若鲁有孔子、颜回，余国祭之，不必于鲁。若己国有先圣先师，则不须与邻国合也，当各自祭，故云‘有国故则否’。‘若唐、虞有夔龙、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是国故，有此人则不与邻国合祭也。”（《礼记正义》卷二八）孔颖达先将释奠的主体划归至诸侯之国，意在揭示郑注中“邻国”的隐藏含义；其次补充“合祭”为“遥合祭”，并列举祭祀孔子、颜回的例子说明合祭不必前往他国；最后从合祭反推不合祭的情况，则可得出不合祭是因为诸侯之国已有先圣先师，那么解经文“有国故则否”为“有先圣先师则不必合祭”就顺理成章。清人齐召南曰：“合，一说即合乐。有国故则否，谓国有凶荒之故，但释奠而不合乐。以下文证之，郑注为顺。”（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三七）孔氏所解，代表的是传注之学的经典面向，以还原经义和郑注为目标，因此其解读需要综合考虑疏解内部前后的一致性。

　　二是以陈祥道为代表提出异说，反驳郑注。卫湜《礼记集说》引长乐陈氏曰：“释奠必以币，所以礼神，必合乐，所以乐神，国有故则否，与《曲礼》‘岁凶，祭事不县’同意。”（详见陈祥道《礼书》卷九四“释奠”）引朱熹说曰：“以下文考之，有合当为合乐。从陈说，国故当为丧纪凶札之类。”（详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卷九“学制”）陈、朱二人分别将“凡释奠者必有合”置于释奠和学制的语境之下，陈氏以经文“有合”为释奠有乐的例证，朱子以“有合”为学礼的组成部分，都不取郑玄合祭之解，对“有合”为什么是合乐却并未给出充分的理由，已然默认释奠有乐为礼之定式。其后郝敬《礼记通解》、江永《礼记训义择言》、孙希旦《礼记集解》等皆从陈、朱子之说，郭嵩焘《礼记质疑》又以“有合”为“合舞”，均不取郑、孔之解。陈氏所解，代表的则是礼制的实践面向，以总结并服务于现实礼仪为目标，其解读是基于释奠礼的总结归纳对经文诠释的再反思。

　　三是以陈澔为代表的持阙疑态度，不断是非，既存郑注，亦存异说。陈澔《礼记集说》：“凡行释奠之礼，必有合乐之事。若国有凶丧之故，则虽释奠，不合乐也。常事合乐，不行养老之礼，惟大合乐之时，人君视学必养老也。旧说合者，谓若本国无先圣先师，则合祭邻国之先圣先师，本国故有先圣先师，如鲁有孔、颜之类，则不合祭邻国之先圣先师也，未知是否。”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引任启运曰“二说未详孰是”。

　　《文王世子》“凡释奠者必有合”一节历来被视作释奠学礼的源头文献之一，郑玄对释奠的解读也成为后世说礼制礼、探索释奠礼流变的重要依据。郑玄解《文王世子》“有合”为“合祭”没有成为后世解经的主流看法，后世受到渐成礼制规范的释奠礼影响的“合乐”之解却成为多个朝代政府规范学礼、学者溯源释奠古礼的重要依据。先秦时代有关释奠礼的记载，主要依靠《三礼》文献和《左传》，尤其《周礼》《礼记》两书明确有“舍奠”与“释奠”之名，后世对释奠之名的溯源，也多止于《礼记·王制》和《文王世子》。两汉时期，释奠之名鲜见于史传典籍，祭周公、孔子之事已是常见，郑玄解“先圣，周公若孔子”，当是东汉祭周、祭孔之礼的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奠礼见于《三国志·魏书》等记载，释奠对象和主祭者身份发生变化，释奠的对象逐渐固定为孔子，释奠的场所亦渐以孔庙为主。隋唐以后，尤其经过唐代官方礼典对释奠礼进行具体说明后，释奠礼遂成孔庙学礼之定式，其后宋元明清皆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成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集舞乐一体的孔庙释奠礼。

　　回顾释奠礼的变迁历程（孔祥林《释奠礼的发展》），从其兼有多种功能到逐渐定型为专一的孔庙之礼，经历了由武向文、由灵活向规范的转变历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制度的完善和实践的反哺，也伴随着对释奠古礼的回溯和对经典的再解读。再以《五礼通考》为例，释奠即属“祭先圣先师”小类下之细目，其文所解“凡释奠者必有合”先后征引郑注、孔疏、陈祥道和朱子之说，最后秦蕙田按曰：“《周礼·大胥》春合舞，秋合声，故曰必有合。当以朱子、陈氏说为长。”（《五礼通考》卷一一七）从《五礼通考》的编纂分目和秦蕙田按语来看，这样的解读承继陈祥道和朱熹一脉，都是从礼制角度，引《文王世子》为证，并对经典进行重新解读，以期为规范的释奠学礼找到合理的经典渊源。

　　“有合”的两种解释倾向，不仅代表学者对经文和礼制的不同理解，还暗含着不同时代礼制变迁对经文诠释的影响。郑玄以周公、孔子为释奠对象的举例，是彼时祭周、祭孔之礼的侧面反映，也成为后世联系释奠礼和祭孔礼之间的纽带之一。陈祥道《礼书》是较为系统的一次对《三礼》文献中释奠记载的总结归纳，陈氏基于对释奠礼的深入认识，首次对郑玄的解释提出质疑，并重新解读“有合”为“合乐”，其后影响深远，广为世人接纳，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秦蕙田《五礼通考》都从陈祥道的解释理路而来，学之释奠有合乐也因此有了更早且明确的文献依据。郑玄的释奠之解成为释奠古礼溯源的重要依据，释奠礼的发展完善又对郑玄释奠之解提出质疑，在对经文的重新阐释中，与释奠礼发展趋势一致的“凡举行释奠必有合乐”遂成为解读的主流，延续至今。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