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追寻小人物的历史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在口述中重塑地方感”的座谈会，让我趁此机会反思自己过去十年的研究经历，并分享我研究两个小人物的案例，来谈谈田野调查、口述史在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我毕业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契约文书、碑刻、族谱等民间历史文献考察近代萍乡煤矿的产权变革过程及其影响。我2015年来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工作，单位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研究人员必须从事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因此无论是个人研究、学术会议还是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都必须做山西区域史研究的选题。行龙教授交待我做山西煤炭史研究。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在2015年之前完全没有来过山西，也没有做过与山西有关的研究，因此，对我来说迫切的问题就是了解山西地方历史文化，找到山西的“地方感”，从而发现研究的选题。怎么找地方感呢？ 根据我的导师郑振满教授的教诲“做一个地方的研究，首先从读地方志开始”，我就开始读山西的地方志。

    2017年初，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就当年暑期即将要召开的“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中国北方边塞地带的人群、生计与社会进程”的学术会议进行选题动员。我当时就在考虑选哪个地方的方志阅读，最后选择了晋北边塞城市——浑源州，因为光绪年间的《浑源州志》是由我们萍乡的乡贤、时任浑源州知州的贺澍恩编纂的。我开始去阅读各个版本的《浑源州志》，边读边记笔记，摘录有意思的史料。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明代，恒山的资料是收录在浑源州地方志里的，当时编者认为“合之则双美，离之则双伤”；到了顺治年间，清政府确认北岳从曲阳移祀浑源，《恒山志》就从浑源地方志中独立出来，跟地方志同时编纂，单独刊行，这是全国其他地方山志编修所没有的现象。于是，我就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顺治年间的《浑源州志》编纂上。后来这篇文章提交参会，得到了行龙老师的欣赏和认可。最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5期）。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我既认识了浑源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韩众城先生，同时也促成了萍乡贺氏族人贺画春先生的山西寻亲之旅——我带他们走了贺澍恩曾经任职的太原县城、晋祠、稷山、闻喜等地。这次考察结束后，贺画春先生在网上发了一个考察笔记，稷山县的文史工作者黄建中先生看到后，就主动联系了我，我因此有机会前往稷山去开展一些研究。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两个小人物故事的来源。

    稷山葛氏家族的案例

    稷山葛氏家族是一群小人物，为什么会关注到这群人呢？ 跟我阅读方志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查阅明清山西煤炭开发的资料，我就大量查阅各府州县的地方志。与其他人读方志只看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或者在数据库用个关键词检索相关资料不同，我一般会全文通读浏览，尽量不遗漏相关信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就注意到有些地方志的首卷末尾、卷末甚至不起眼的角落里留有刻工的姓名。这点很难得，因为大部分的方志是没有刻工姓名的，而更难得的是有些刻工的姓名前会加上籍贯，其中稷山县一批姓葛的刻工在山西地方志中频繁出现，成为我2018年开始去稷山实地考察探究的动因。

    因为有当地文史工作者的帮助，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位于稷山杨赵村的葛氏家族。今天杨赵村这个地方是全国著名的灯笼之乡，村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灯笼制作的忙碌身影。在当地采访的时候，我们甚至看到90多岁高龄的老妇人都在帮着糊灯笼。我们很好奇，就跟老人家请教，家族里面是否还有做刻字行业的人。老人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叔伯就是在太原靴巷开书铺，从事刻字行当的。这段描述就跟地方志的记载吻合了。当时我们很兴奋，希望能够找到刻字的雕版作为实物证明。老人家说，小时候在家里面是有保存雕版的，雕版是用杜梨木、枣木制作的（稷山也是板枣之乡），但是后来这些雕版在“破四旧”的时候给毁了，有些雕版就被用作其他用途。老人家拿出一个月饼模子给我们展示，样子跟普通的月饼模没有区别，但模子的下方刻着老人家父亲的名字“葛成英”，书法非常漂亮，从而确认了葛氏族人是有刻字技艺的。在口述中，我们还找到一个线索，就是新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年画的制作技艺，就是师承自葛氏家族。这就验证了刘纬毅先生的观点：“晋南木版年画，是在民营印书业日渐衰落的情况下，相对发展起来的……年画的制作和销售不过是每年农闲时和春节前后几个月的副业而已。”同时，我们在杨赵村找到了葛氏家族的族谱，在族谱中记载，葛氏家族是明中叶时从湖北枣阳迁徙到稷山县上王里杨赵村，同时记载“第本族以刻字世其世，其业人多朴陋，鲜事诗书”。即葛氏族人虽然刻字，但是文化程度是不高的。

    在阅读族谱时，我找到了在方志中出现的几个葛氏刻工的人名，葛瑾璋、葛秀璋、葛吉璋等。我原本很期待，他们的优秀技艺应该会得到传承发扬，但在我读族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三个家庭在经历过一两代后就绝嗣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徒弟的话，他们的技艺在一两代后的子孙辈就失传了。这让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族谱上人名鲜活的生命跳动，也让我感受到传统时代民间技艺传承之艰难。葛氏家族在明清历史上可以说名不见经传，族谱编得也很粗糙，连族人都批评家谱“畜生命名，春秋例禁，儿娃入帙，贻笑大方，乃遍闻吾之家谱猪狗之称，触目皆是”。直到民国时期，葛氏家族才走出了一位名人，就是辅仁大学的葛信益教授。葛信益师从著名学者沈兼士，后在辅仁大学留校任教，成为新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可以说，稷山葛氏家族既不显赫也非富贵之家，但正是葛氏家族的刻工在历史上刊刻了许多书籍，很多文献因为他们的刊刻得以传承至今。

    进入《清史稿》的平民吴伯宗

    第二个故事也是来自稷山。2020年，稷山县的好友送来《稷山历代文献集萃》，嘱我写序。在通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就是在《清史稿》中收录了一位普通平民吴伯宗的传记。为什么康熙年间一个普通平民会进入正史之中？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到正史的。这让我非常好奇，想去一探究竟。

    这个故事的梗概是：康熙初年，稷山县吴城村的一个平民吴伯宗（字绍先），十来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他与两个弟弟和祖父相依为命。后来祖父也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被人贩子拐卖。吴伯宗为了寻回两个弟弟，历经19年，走遍全国十多个省份，最西到达西南边陲，最东到达了江浙一带，最南到达湖广一带，最北到达了黑龙江的宁古塔，行程上万里，历经种种波折，最终找回了自己的两个弟弟。这个事被康熙皇帝知道后，十分感动，颁授“兄弟孔怀”匾额并赐“义民”称号给予奖赏。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一些名臣和名士如李光地、陈廷敬、阿克敦、方苞、李钟峨等都留下了诗文，平阳府知府、太原府同知也为吴家赠匾，成为吴伯宗万里寻亲事件的珍贵记录。更加难得的是1914年编修的《中等学校国文课本》中，还把方苞《记吴绍先求二弟事》一文选入课本里，可见吴伯宗万里寻弟之事的影响力。到20世纪20年代，赵尔巽等纂修《清史稿》的时候，把吴绍先的事迹也收入了其中。此外，稷山县知事郭象蒙为吴伯宗立像撰文，阎锡山也为吴伯宗题写碑文（现保存在青龙寺内）。21世纪初，稷山当地以吴伯宗寻亲故事为原型，创作了蒲剧《枣儿谣》。

    2024年，我实地到吴城村考察，见到了吴氏家族的后人，他给我们出示了族谱。族谱很简单很薄，只有世系和人名和部分碑文，封面是青龙寺的画面。在家中，摆放有一个奖杯，是稷山县政府奖给几百年前的祖先吴伯宗“感动稷山人物”的一个奖杯。跟吴氏族人聊天时发现，吴伯宗的后人大多已经散佚，现在吴氏族人不是吴伯宗这一支。当我们拿着族谱，问族谱的封面为什么选择青龙寺，老人们说是因为每年他们吴氏族人都会去庙里祭扫吴伯宗，相当于族人聚会的一个场所，等同于宗祠。我们还打听了村里吴伯宗匾额的下落。在一个老乡家的二层楼上，我们看到了两块原匾，一块是康熙五十年（1711）平阳府知府孔兴琏赠“名高荆树”匾，另一块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太原府同知冯敬玉“至性寻弟”匾。这两块匾完全不像匾的样子，反而是像一块门板，跟老乡访谈，才知道这两块匾是被老乡做了门板后才得以幸运保存下来的。其中一块匾上有小字，“戊子乃得其季弟乐于京师山阳高鲁瞻别驾寓中”，“己丑正月果仝回”，戊子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己丑是康熙四十九年（1709）。这两个年份让我产生了联想，因为康熙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期间，正好是康熙帝第一次废黜太子与复立太子之间，也是康熙帝精神上最痛苦的时期。康熙晚年最头疼的就是诸皇子为了储君之位展开的明争暗斗，因此，稷山吴绍先万里寻弟的感人事迹，正好成为康熙帝教育诸子、敲打众臣的现成素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义。巧合的是，康熙六十二年（雍正元年），康熙帝去世；不久后，蒙受皇恩的吴宗伯也病逝。这段平民与皇帝之间的“相遇”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在这十年当中，我读山西的地方志、碑刻、契约、文集等文献资料，在山西各地跑田野，撰写山西研究相关的论文，最大的感受有两点。第一，只有进入历史现场，所有的文献内容才会被激活；也只有跟老乡去接触去访谈，对文献的理解才更加深入也更加真实可靠。第二，以文会友。认真地去写好每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如果能够得到地方历史学者的认可，并因此结交和认识更多的地方上的朋友，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本文为作者2025年12月13日在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展“在口述中重塑地方感”座谈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