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潜于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文化的世界

    ■王锷

    近读黄爱平教授《清学沉思录》，获益良多。黄爱平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后师从戴逸、王俊义二位先生专攻清史，是国内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先后出版《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朴学与清代社会》等，整理《阮元年谱》，发表清史研究论文一百多篇。《清学沉思录》是黄教授从其四十多年来百余篇论文中精选四十七篇编纂而成。所谓“清学”，是指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暨文献典籍；“沉思”者，沉潜心志、殚精竭虑之谓。“清学沉思录”是指潜心研治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暨文献典籍的心得实录。

    《清学沉思录》将四十七篇文章按照内容和涉及的时代分为五卷。卷之一“清代学术与文化政策”收录《论明末清初学术向传统经学的回归》《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清代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与文化选择》等七篇，专题讨论清代学术转向、文化政策与帝王祭祀。卷之二“文献编纂与文化传统”收录《万斯同与〈明史〉纂修》《纪昀与〈四库全书〉》《翰林院〈四库全书〉底本考述》《〈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等十五篇文章，专门探讨清代文献编纂与清代文化，涉及清代学人万斯同、王鸿绪、纪昀、翁方纲和《四库》学、《明史》纂修等。卷之三“学林人物与学术思潮”收录《毛奇龄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戴震的义理说与清中期的学术思潮》《凌廷堪学术述论》《阮元学术述论》等十一篇文章，揭示清代著名学者毛奇龄、黄宗羲、戴震、王念孙、王引之、阮元、凌廷堪、袁枚等人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卷之四“乾嘉学术与流派演变”收录《乾嘉学案：高扬汉学的旗帜》《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清代汉学流派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评析》等七篇文章，讨论乾嘉学派治学宗旨、学术流派与汉宋之争等问题。卷之五“18世纪的中华社会与思想文化”收录《18世纪思想文化论纲》《18世纪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双峰星座——论戴震和曹雪芹对理学理欲观的批判》等七篇文章，分析清代社会若干重要问题，诸如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知识界对于女性之关注、中西交往、今文经学与边疆史地学之兴起等。五卷五个专题四十七篇文章所论，皆关乎清代学人学术、文献典籍和思想文化，都是作者潜心研治清学的心得，故名之为《清学沉思录》，非常确切。

    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朝代不断更替，不同时期，学术思潮与思想文化，迥然有别。那么，研究一个历史时期，究竟应该研究哪些学术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注不同，自有差异。就拿清朝而言，近三百年的历史，学术思想、文化典籍较之前代，有哪些不同？ 哪些问题是清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这些都是从事清代学术研究者必须认真思考并且需要长期研究的。《清学沉思录》重点突出地探讨清朝代表学人及其著作，分析清代重要文献《明史》《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汉学师承记》的编纂缘起、过程及其版本，并且将清代学人、文献典籍置于清代学术变迁、文化政策和中西文化交往背景下鸟瞰，结合汉唐宋明文化演进，分析清学的成绩及其缺陷。论文既有微观分析、个案研究，又能从宏观视域、学术史角度观察，将清代学术的重点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对《明史稿》《四库全书》纂修的研究、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和中西交往的研究等，皆是如此。

    《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下诏修纂，至乾隆四年（1739）刊行，时断时续，约近百年，万斯同、王鸿绪都是主要纂修者，学术界对于万斯同编修《明史》的贡献多有肯定，对于王鸿绪则颇多责难，称他有“窜改”“攘窃”丑行。《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一文，通过考察《明史》纂修过程，认为“王鸿绪在就任总裁的几十年间，对史稿做了大量的审核考订工作。特别是在康熙四十八年解任归田后的几年中，王鸿绪曾先后五次对列传史稿进行了详慎的考核和修改。今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明史列传残稿》稿本上，尚保存有一部分王鸿绪的修改手迹，用褐、朱、红、墨、淡墨五色墨笔，对原稿或圈或点，或批或注，或删或改，做了大量工作。从中可看出，王鸿绪以实录为本，参阅野史、碑状、志乘等书，对每一篇列传记载的史实，都进行了严谨的考核”，“他却实实在在花了很大功夫，做出了一定贡献，确为仅次于万斯同之后的第二人”。《〈明史〉稿本考略》一文考察现存《明史》稿本，再次佐证了王鸿绪纂修《明史》之贡献。类似精彩考论，遍布全书。

    作者在谈到学术研究时说：“执着是治学之本，淡泊为治学之境，踏实为治学之法，创新为治学之魂。”《清学沉思录》处处体现这种治学理念，且多有创见。兹举二例。中国自古以来，重视祭祀。《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吉礼的祭祀对象有三：一是天神，二是地祇，三是人鬼。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祭祀天神曰祀，祭祀地祇曰祭，祭祀人鬼曰享。人鬼祭祀，一般只祭祀与自己有血缘关系者，若非此类，能够祭祀者，必须是有功于民者。《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代圣王制定祭祀的原则是，把有益于人民的法则推而广之者、因公殉职者、为安邦定国立下汗马功劳者、为大众防止灾害者、拯救百姓于水火者，死后均可享受祭祀。黄帝正名百物，故后人祭祀。《清代的黄帝祭祀与文化认同》利用《清会典事例》《大清通礼》等文献梳理清代祭祀黄帝的历史，指出清代通过帝王庙祭、传心殿祭、黄帝陵祭、先医庙祭四种方式祭祀黄帝。就祭祀黄帝陵而言，清代自顺治八年（1651）遣官祭祀黄帝陵，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统帝告即位，前后历经十帝，延续二百五十七年，达四十七次之多。作者认为帝王庙祭“是把黄帝视为历代帝王统序的开创者，即与伏羲、炎帝并列三皇之一而加以祭祀的，它所反映的是治统的传承”；传心殿祭“是把黄帝作为帝王之师的开创者，即先圣先师的代表之一予以祭祀的，它所反映的是道统的传承”；黄帝陵祭“则是把黄帝视为古代圣帝明王的象征予以祭祀的。……代表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先医庙祭“和相关的先蚕坛祭，也都与传说中黄帝造福于民的功绩有关，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方面对黄帝的尊崇”。

    《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指出，清代祭祀帝王，延续明代合庙合祭制度，至乾隆时期，帝王庙祭总计奉祀三皇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等历代帝王一百八十八帝，从祀历代名臣七十九人。从政治上看，“清统治者通过对帝王庙入祀标准的调整和祭祀规模的确立，最终建立了一个历代绵延不绝的朝代统治体系，并且，这一统治体系不仅包括历代汉民族王朝，还囊括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统治者本身，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一统绪的当然继承者。可以说，对包括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朝历代帝王的奉祀，既表明了清统治者以正统自居的立场和不分华夷、天下一统的观念，也反映出一代王朝对自古相传的中华统绪的认同和接续”。对于入祀名臣的选择，作者认为，其标准是“以忠君与否作为最重要的条件”，即清秦蕙田所言“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这些观点，十分精辟。

    总之，《清学沉思录》视野开阔，论说有据，分析问题无不立足文献，彰显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典文献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清学沉思录》不仅是黄爱平教授研究清史的心得结晶，也是清史研究新出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