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不能缺少图像考古

    ■方向明

    王仁湘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也是公共考古的积极推动者。王先生在美术考古学和图像考古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他的《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就堪称经典。去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王先生“器晤系列”丛书，《符号时代：信仰与早期中国》是其中之一。全书分为“方圆之间”“见日之光”“四方神系”“合欢轮回”“众神之像”五章，图文并茂，娓娓道来，揭示了早期中国系统符号背后的观念信仰体系，王先生提出史前存在着符号统领一些特定区域人群的“符号时代”，是中国文明形成解释模式的重要探索。

    史前系统性符号是以构建时空秩序、反映天地人关系为主要内容，这些包含天圆地方、观察太阳视运动的观象授时理念，以及反映天、地、人（祖先、神祖、宗神）关系的“天人合一”观念和信仰的形成，是进入农业社会和步入文明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日乌、神祖，以及琮璧呈现的宇宙观等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符号时代》对此给予了系统深入的探究。

    农业起源和观象授时的古代天文学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具象的太阳视运动观测和结合观念意识形态的“日乌”（即太阳鸟）抽象记叙，贯穿了早期农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稻作农业起源后水田农业体系高度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湘西的洪江高庙到浙东沿海的余姚河姆渡，不同形式地呈现日乌图像。《符号时代》勾勒出一幅在中国神话和艺术中飞过8000多年时光的日乌场景，指出高庙文化白陶的十字形、八角星纹是太阳符号，出现在日乌附近和日乌翅膀上的獠牙图形也是太阳符号，尤其是高庙文化所见侧面飞翔的日乌体中部画的太阳（“天目”）或獠牙神面，与五千年良渚文明反山王陵豪华权杖玉镦一周的二方连续纹样基本一致，后者单独的侧面“天目”日乌还见于临平玉架山200号墓出土的透雕和阴线刻冠状器上（图一），他们都是三星堆文化中围绕太阳四等分旋转日乌的先声。

    河姆渡文化的日乌与高庙文化有所不同，如果说高庙文化日乌重在展现侧面飞翔和正面展翅飞翔的形象，河姆渡文化是以日乌交尾的形象表达远古祖先心目中的“天”。《符号时代》释读河姆渡双凤朝阳象牙器的图像是一对鸟陪着一个太阳在运行，从这件象牙器本身形制和附近田螺山遗址木神鸟形器来看，他们更多呈现的是太阳视运动下的“天”的寓意，他们是五千年良渚文明神祖像佩戴的介字形大冠帽的雏形。（图二）

    《符号时代》通过系统比对，认为高庙文化白陶的T字形符号，也是太阳的象征，非常精辟。由此想起山东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26号墓出土的象牙插梳，两个上下反向的T字形镂孔带动S形图形旋转，太极式地围绕太阳互旋是太阳视运动的升华，颇有“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气势。除了《符号时代》提到的旋纹彩陶、旋眼与太阳神、良渚旋眼神，“旋转”主题在良渚文化中表现得确实最为系统，如玉绞丝镯、图像错落旋转的玉柱形器，以及围绕着圆或椭圆互旋的神祖纹样等。旋转表现的是动态，太阳成为轴心，神祖和人成为动态旋转的主角，如此身临其境，开创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先河。（图三）

    方圆的琮璧是《符号时代》另一个着墨甚多的领域，“何处天门”的主角是玉璧，这是延续一个近万年的信仰话题。良渚文化典型玉璧源自于红山文化玉璧形器和凌家滩文化小型环璧，还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的小南山文化，从小型环璧、大孔璧（“瑗”）到良渚文化典型小孔璧，发展脉络清晰，用玉功能明确。从良渚文化早期墓主头额部位置放大孔璧，到反山王陵12号墓主以圆璧射面的琮王作为“枕头”，以及良渚文化墓室出土大量玉璧的放置情况看，玉璧成为“裹尸”的重要玉器，这是指向“天门”的目的，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赵佗棺内随葬玉璧的情况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反山琮王璧形射面是“天门”的终极点，那么琮王的四角和四直槽神祖图像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天门”。

    良渚文化晚期鸟立高台铭刻在琮直槽的顶端，鸟立高台的“高台”实质是良渚文化玉冠状器的另一摹写形式，从原先冠状器上雕琢神祖像或神兽，到“高台”内替换为日乌，即早年浙江考古前辈牟永抗先生就描述为“神化了的太阳”，说明彼此角色存在一定的关联。

    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一整套关于天、地、人（祖先）相互关系认知信仰体系，与王权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内容，离不开观念和信仰体系形成的图像考古。诚如王仁湘先生在绪言所讲，“中华传统文化从史前符号时代起，就开始了时空广大的交流融汇，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一体的品格。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解释模式，思维与精神一直是缺席的”，王仁湘先生《符号时代》为理解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与精神内涵提供了新路径、新视角。

    （作者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