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谆谆倩谁听

    ■杨河源

    即使在甘地被刺辞世77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读解也远不一致。誉者称扬他是“神的化身”“真理代言”，毁者以为他“欺世盗名”“矫揉造作”。名高天下，谤亦随之，也许是尘世的不易之理。就如老子所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独立后的印度，尊甘地为国父，也许相当部分原因，就是甘地以自己羸弱之躯，承担了最大的误解和诟詈吧。

    《给后来者：东西方文明沉思录》是甘地一生最重要的著述结集：从1907年写于南非的《伦理道德》开始，按写作发表时间依次为《给那后来的》《印度自治》《来自耶罗伐达圣殿》《薄伽梵歌简论》，以1942年8月改定的《健康之路》收结。这些作品，大到国大党领导的未来印度蓝图，小到个体健康的影响因子，虚若信仰、道德、伦理，实如土布、纺车、水浴，包罗甚广。几乎在任何一个章节，都能寻见律己、内求、简朴、节制、奉献、舍弃、牺牲、服务之类大违消费时代张扬个性大潮的系列关键词，满满格言一般的说教。一言以蔽之，不合时宜：不合当时，不合当下，更不合当来。

    在甘地的言论中，可以轻易发现他的自相矛盾，甚至违背基本常识之处。很难想象，一个时时强调斗争的人，如何内心自觉服膺非暴力的原则？ 即使抛开如此抽象的议题，在具体问题上也很容易发现甘地的前后不一。譬如：“我们对律师、医生和牧师的尊重丝毫不低于对士兵的尊重，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做出的自我牺牲。”但转而却觉得他们是寄生者，恨不能除之而后快：“有一位作家把整个文明制度比作见血封喉树。它的树枝是寄生的职业，包括法律类和医学类。”

    甘地对西方文明、对现代工业的批判非常彻底。差不多几乎取代宗教地位的科学，在甘地眼中就是彻头彻尾的洪水猛兽。具体分疏，甘地反对商业：“在人类历史的记录中，没有什么东西像现代思想那样有辱人类智商，这种现代思想认为：‘以最低价格买进，以最高价格出售’代表国民经济的有效原则。”就拿甘地经常亲身操持的纺车——他认为印度“自治”的最重要生产工具——来说，哪怕人手一辆纺车，棉花种植、脱粒，棉纱纺成、织布，衣服裁制、售卖，前后延伸，植棉的工具生产，土布的运输交易，哪个环节离得了商业？ 甘地如此见识，可比两千多年前孟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差远了。

    甘地反对机器：“祖先知道，如果我们把心思专注于（机器）这类事情，我们就会变成奴隶，道德就会沦丧。因此，祖先们深思熟虑后决定，我们只依靠双手和双脚来做事。”他这态度，跟庄子讲述的那位拒用桔槔灌园的老人如出一辙：“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简陋的土纺车就不是机器吗？ 甘地自己都得承认，“就连我们的身体都是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既如此，他所主张的“不应该允许机器削弱人的四肢”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毕竟，几乎所有工具都是人体器官功能的延伸。

    甘地反对城市：“大城市是陷阱和无用的累赘。在那里人们不会幸福，小偷和强盗结帮成伙，卖淫和恶行猖獗，穷人会被富人抢劫。因此，他们对小村庄感到称心如意。”在这点上，他跟主张“小国寡民”的老子大概很能共情。只是对于今天全球汹涌的城市化潮流，诋毁城市化无异于螳臂当车。

    甘地向后看的“反动”态度，从他严厉声讨现代社会标志之一的铁路足见一斑。除了痛恨英国依赖铁路控制印度，甘地还认为铁路方便了瘟疫的扩散，增加饥荒出现的频率。在甘地看来，更糟的是，“铁路使人的罪恶天性膨胀，坏人以更快的速度实现他们罪恶的图谋。印度的圣地变得不再神圣。从前，人们拜访这些地方，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因此，一般而言，从前只有真正的虔诚信徒才去朝拜圣地；如今流氓无赖也前往圣地，去了只是胡作非为”。

    在这位忠诚实践自己主张的前贤面前，他那些理想，难以企及：“人的最高义务是为人类服务。”“那些为了服务国家而想成为消极抵抗者的人，一定要具有完全禁欲、甘愿清贫、服从真理和无畏的精神四种品质。”“毫不夸张地说，在一个数百万人吃不饱饭的国家，吃甜点和其他的美味与抢劫无异。”“无私行动的人将自己看成是世界的债务人，他偿还还对每个人欠的债，公正地对待每个人。”……意志薄弱、贪图甘食美服的我，对此，只能羞愧。

    《给后来者》，后来者能听进多少，能听懂多少，都在未知之天。也许，爱因斯坦对甘地的评价，最能前瞻：“一个不受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他的民族的领袖的人；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机取巧，也不是凭借掌握的技术装备，而纯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上的政治家；一位一贯轻视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一位具有智慧与谦逊，用果敢与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武装起来的人；一位将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推动自己民族的崛起与命运改善的人；一位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屈服的人。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