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明清乡民生存方式的“清明上河图”

    ■刘建华

    在近代通行的历史叙事中，一个共识性的观点就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一场空前的大变局之中。相较于被广泛讨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论题，人对自然的开发与利用，人与生态系统的矛盾与调适，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治理系统的影响，屡屡被隐藏在浩繁史料与学科建制的夹缝之中，成为被遮蔽的遗憾。扬州大学王艳红教授在著作《明清皖江地区水旱灾害及乡村应对研究》中，敏锐关切并深入考察了自然灾害与社会冲突间的深层联系，论证了自然生态系统在塑造国家形态与乡民社会中的变量效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历史缘何如此这一重要命题，也可以对当代语境下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借鉴。从人类生存意义角度来看，历史风烟之后，留下印痕更多的是铭心刻骨的灾难事件，人们战胜灾害的过程就是生存方式的主线，无论是政府、乡民还是士绅，面临灾难时的齐心协力与同舟共济，迸发出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乐观精神与奉献精神，经历苦难之后的安居乐业显得弥足珍贵，与战胜灾害的奋争过程及苦难精神构成了一代代人独一无二生存方式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徐徐舒展的图卷就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内容与精神图腾。

    该著以历史时空为索引，全面立体呈现明清时期皖江地区的灾荒发生史。根据布罗代尔的划分，人与灾害的关系，或者说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一种“静态的历史”，在历史叙事中一般被作为前提或背景来陈述。但是在近代中国频繁而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自然灾害屡屡在政治和社会事件中发挥出动态变量的作用，成为理解宏大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因此对灾害信息的统计和梳理就具有了重要价值。王艳红在著作中以地方史志为基础，通过对历史记载进行甄别、统计和数理分析，形成全面详实的数据体系，清晰展现了明清时期皖江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与规律特征，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自然灾害的演化特征，也对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皖江地区的农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区域环境史等提供重要参考。

    该著以灾荒为节点，比较展现自然变动对乡民生活的广泛嵌入，构建了社会治理与自然灾害的关联框架。在著作中，王艳红将自然与社会的交互反馈作为一条隐线埋藏其中，形成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灾害虽然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其发生与发展却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在著作中，王艳红通过横向比较皖江地区不同区域间的灾害差异，以及纵向比较不同时段的灾害频次，展现出自然“天灾”与社会“治理”之间的紧密关联。进而论之，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统治者能够展现出对“天道”的敬畏，并通过积极的施政行动来改善社会治理，以“万物平衡”实现长治久安，就可以改善灾害频发的情况，达到“天和民乐”的和谐局面。反之，如果统治者屡屡以失德和劣政面对自然，则难免会迎来自然灾害的“惩罚”。通过将自然灾害与社会治理纳入关联框架进行审视，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国家统治者“敬天”和“修政”的行动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跳出“就灾谈灾”的孤立主义视角，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相分论”的深层肌理。

    以国家为基准，申明灾害治理中的国家在场与乡民生活中社会共同体的形塑。不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对古代农业社会威胁巨大，是国家治理中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水旱灾害很多时候是国家治理缺位的后果，又是重大政治事件的前因，且与饥荒、起义、战乱等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成为国家系统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重要表征。因此深度观照水旱灾害背后的国家在场就成为理解复杂历史问题过程中值得重视的视角。在著作中，王艳红抽丝剥茧地分析了明清时期皖江地区水旱灾害的成因，在层层深入的过程中，逐步挖掘出背后国家权力机器、乡村士绅阶层以及地方宗族群体的抗灾行动，展现了乡村社会防控体系的运作模式，这种不同政治和社会群体间的权力交互与社会协作，使得国家意志得以深入乡民生活，推动乡民、地方、国家间形成了紧密的依附关系，促进了家国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其中丰富的智慧与经验可以成为当下社会治理行动的重要参照。

    这部著作拓展了明清时期灾害治理和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视野，构建了明清时期皖江地区人民生存方式的立体图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对明清时期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自然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是明清乡村史研究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