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者的近代世界之旅

    ■张淑婧

    晚清民国之际，随着国门渐开，外国人不断涌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了对世界的探索。在前赴后继的出国浪潮中，既诞生了一批译著与推介、研究之作，还涌现出不少海外游记，其中便有胡石青的《三十八国游记》。

    胡石青系河南通许人士，生于1880年，十岁丧父，但家境尚可称殷实。其曾中秀才，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出国前曾任教职，办报纸，还曾当选国会议员，并担任中原煤矿总经理多年，但也曾因地方纠纷而被下狱一年多。“学贯中西，饱经忧患”是后学对其较为精准的定义。1921年10月，出狱一年、暂离实务的胡石青，纵游国内六省后决定出国考察。在这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出国之旅中，胡氏共到过五大洲的三十八个国家，历时二年又八月，并将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详记于日记当中，后成《三十八国游记》一书。此书内容之丰富程度在同类文献中罕有其匹，可以说达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高度。

    胡石青此番出国，目的明确，希望秉眼见为实之原则“考察世界生活之现状”，因此其既至欧美，又历亚非拉诸国，足迹之广难有能望其项背者。此前如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景悫《环球周游记》等，均以考察欧美、日本等当世强者为主，鲜有涉足欠发达国家。而在胡氏看来，不仅“其所以控制他种民族，吾应知之”，而且“其他各种之被其控制者，尤应知之”。为此，他考察了朝鲜、墨西哥、古巴、巴拿马、秘鲁、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印度、缅甸、越南等，对其观察、记录十分细致，还撰写了《南美汗漫录》这样更加突出整体性的考察游记。在人人秉慕强之心，以欧美等同于全世界的近代，胡氏却肯不辞繁琐，为当时的弱势民族保存下珍贵的史料，其眼界之高远由此可见一斑。数年后虽有邹鲁《环游二十九国记》亦考察亚非拉国家，但数量仅为胡氏所考的一半，内容亦不及《三十八国游记》之详。

    而对于其他大多数近代国外游记重点考察的对象——欧美，《三十八国游记》所记内容之丰富程度亦堪称翘楚。胡氏仅考察美国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比此后邹鲁游历二十九国所用时间还长；更是在加州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景悫游历日本及欧美十余国所用时间相仿，故其游记内容之全面自是走马观花所得者无法比拟的。胡氏以较为从容之时间深入体验各地各阶层的生活，“山林城市”“幽谷古墟”，各国之公署、公司、工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展览会、戏园、电影院、动物园、水族馆及大小聚居区等“俱有先生足迹”。其注意之周，则“凡风俗习惯、声音、笑貌、骨骼、血色、大建筑、小茅舍、雕刻、门窗、壁画、布置及院落、天井、用具、砖瓦、石材，无不处处留心”。如此所得之文字记录，加之各类图画与统计数据，不但可作为今日研究近代各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亦可帮助普通读者窥见历史的细节，更加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以考察德国为例，在火车上被车守讨要外币，在路上被卖淫者连续拦截甚至尾随拉扯，多次换钱被坑，马克汇率变动和每次所付高昂物价之具体数字以及“日日闻有独立及聚众示威巷战等事”等在德经历、见闻均被胡石青记于日记中。读者观此，自可对“一战”后德国之凋敝落魄有更加形象可感的认识。

    记实并非《三十八国游记》的全部，胡石青全面、细致的考察更是为了在此基础上“有所立言”，故而《三十八国游记》中还有诸多深刻、精辟的见解。胡氏出国之际的中国，已经历过几轮大变局及欧风美雨的洗礼，种种怪相依然层出不穷。胡氏对此感到困惑，仅靠读万卷书已不能解决，故希望在行万里路中找到改造中国的可行之法。仔细阅读游记，可以发现胡氏对欧美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续等问题的思考贯穿始终，并在考察中得出“中国已往大病，士与农工商太形隔绝，今日更甚，愿来美考察者，留心于其万事社会化，而勿徒震惊于其万事科学化”“中国今日所最为急要者，即自行产生经济制度，使不碍产业之进步，且有以预防畸形之发达，在此种新制度未经行有实效以前，一切旧习惯旧道德旧制度，均有相当保存之必要也”等辩证性结论。思考自家出路的同时，胡氏也没有忘记对世界各国的分析，还专为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撰有总结性文章，对其民族性、历史背景及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态予以概括。其中偶有预测未来之语，如德国“在欧罗巴终有其相当势力，将来世界之商业，亦终有其相当地位”，但“若思恢复战前之强盛，逞英雄于世界，则永无此日也”，多年后亦被证实。还有对美国职业社会的弊端、墨西哥民族的独立性、古巴华人群体的发展前景、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充分利用等专门问题的探讨，理性之人读此，定能被激发出全新角度的思考。

    理性观察、思考之余，胡氏亦常有直接、感性的表达。其在美国西部见一省长入公署时无一仆从相随，思及中国官僚“仆从如云，耀武扬威”之态，直言“真可愧死矣”；在缅甸乘车却目睹当地的印度车夫同行之间互相诓骗之行为，又发“可怜可恨”之叹；行至德国乡村，“见生活状况如东方”，更是被勾起乡思，赋歌词一首。无论是寻到陈年古迹，还是遇到同气之人，都可令胡氏“大喜”“狂喜”，而贯穿始终最强烈的情感，还是其对民族尊严的坚决维护。胡氏于不惑之年终于踏出国门，其内心之好奇、亢奋渗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每至一处，必欲寻人攀谈，常有将其错认为 日本人者，胡氏“必正式否认之”。偶遇出言不逊、攻击中国者，无论长幼，胡氏均报以针锋相对之回击，甚至被激出些许少年意气。其先是在美国被一傲慢少年戳到痛处，进而向其直接辩论，过后自己都觉得失态，后又在赴印度的船上与一名英国船员真情实感地辩了几个回合，对方说“中国南北永久不能统一，不如分为二国”，胡氏便以“英国属地蔑视英国，不如分为七八国”回击，寸步不让，而一旦对方服软示好，胡氏便“亦以善言报之”，还应邀与其共饮汽水。正是此不卑不亢又真诚谦逊的态度，使其所遇之人“无不乐与先生周旋”。感性之人读此，亦当有感于胡氏强大的人格魅力。

    1924年6月，胡石青结束了近三年的世界之旅，回到北京，此后便继续投身于更加繁忙的社会事业当中，直到1933年为处理多年合伙人的后事而返豫任职，方才重整十年前之游历日记，取名《三十八国游记》，交由开封开明印刷局代印，首次公开发行。然此版本错排甚多，“非善本也”。九十年后，经庄煦、周琪瑛两位老师整理，凤凰出版社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十辑之一种，以简体横排，更适合今人阅读的面貌出版，并附胡氏之学生、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郭豫才先生编写的《胡石青事迹闻见录》，使读者在重新认识近代世界的同时，也可进一步了解这位百余年前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