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师江：由写自己到写众生

    ■冯新平

    70后作家李师江早年以“私小说”成名。《中文系》和“续篇”《非比寻常》中，主人公即是“李师江”。他常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专注于内心的成长描写。到了《福寿春》《黄金海岸》《丝路古船》以及描写空巢老人生活的《老骨头》等作品，他回到故乡宁德，寻找自己的写作原点。他的小说好看，故事性强，却不以牺牲人性的表达和探究为代价。近期，李师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六个凶手》《爷爷的鬼把戏》等作品，这些小说因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你小说中的故乡？从描述闽东南地区乡村俗世生活的《福寿春》，到发生在福建小城的罪案故事《六个凶手》，再到讲述滨海三代人奋斗史的长篇小说《黄金海岸》，以及近期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爷爷的鬼把戏》，故事的背景都是故乡宁德。故乡在你的笔下有怎样的变化？

    李师江：我在2010年之前写过展现北漂生活的《逍遥游》，以及描写大学生活的《中文系》等小说。在这些小说里并没有真正的故乡，或者说写作的地域母体。后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有一个诗人朋友跟我提议，福建海边家乡的生活，才是我写作的真正母体，之后我就回小城居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沿海的城市与乡村生活变化非常之大，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人物的命运沉浮在时代的变迁之中。

    中华读书报：多年前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的《逍遥游》写得比较琐碎，长篇《福寿春》也都是乡下人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叙事特点？

    李师江：早期我是反故事的，小说即是状态，《逍遥游》体现的是当时的生活状态。《福寿春》也是偏散文的小说，写人物的生老病死，着重表现人物的日常状态。后来我感觉到散文化的小说也有不足，就是戏剧力量不够强大，所以在《黄金海岸》中我强调故事的力量，这是一种改变。

    中华读书报：谈谈新作吧，《六个凶手》是以真实的案件为背景？ 小说开头即是几起连环谋杀案，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又牵连出多年前的性侵悬案。整个阅读过程动人心魄，但是又让人有些疑问：主人公在知道强奸案犯的第一时间不去选择报案，而是私下了结，这似乎不太符合凶手的教师身份？

    李师江：小说缘起有两个。第一，我初中时听说过一个海岛女孩被两个青年凌辱的事情，这成为我的一个心结；第二，后来我看到一个类似的故事，很容易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搭成故事框架，让人物在里面生长。写《六个凶手》，我强调的是道德环境对受害人的一种审视。故事发生在90年代，小地方的风言风语对人的打击是致命的。女主人公受过第一次报案时的不公，她被审问，被周遭看客凝视，伤疤好了以后，再揭开是需要勇气的，而即便揭开伤疤也未必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时看到一个数据，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女性，受到侵犯之后选择隐瞒，就是因为受不了周围环境的审视。那么对男主角林健来说，他考虑到女方的感受，后面采取隐秘的报复方式，一方面是为自己雪耻，一方面是让吴燕可以在不揭伤疤的情况下，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我理解的南方人物的性格。小说写于十年前，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的确有不可理解的一面，你可以当成一个年代小说看。

    中华读书报：中篇小说《六个凶手》被改编为电影《命中罪爱》；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被改编为电影《沃土》，写了几十年，近年来作品突然有了影视缘，你怎么看？

    李师江：当小说中有故事核，注重戏剧冲突的结构，而且题材有特色，跟影视的缘分就会近一些。

    中华读书报：你曾视《爷爷的鬼把戏》为“死亡课”，为什么这么说？这本书对你来说有何特殊意义？

    李师江：在我们的教育中，死亡是禁忌，所以我们会形成一个幻觉，总以为自己身边爱的人离死亡很远。人到中年后，亲朋好友不时从身边忽然离去，让人惊心动魄，也让人难以接受，会经历断崖式的失落。当我写完《爷爷的鬼把戏》之后，觉得打通了生死，也感觉到死亡是一件必然的、自然的事，人世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这就是死亡课。每一个故事，都好像是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你会以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让生者与死者建立关联，安抚我们的失落。这个题材的小说，我会一直写下去。

    中华读书报：你的很多作品都缘自生活，在写作中如何处理真实和虚构的分寸？

    李师江：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写作完全依赖生活经验是不行的，飞不高，走不远。但是没有真正的生活印记，写作没有真实感，也毫无意义。所以，高概念的设定和细密的现实主义生活质感相融合，目前是我写作的一种方法。

    中华读书报：作为毕业于中文系的作家，你觉得自己的写作得益于哪些方面？ 回顾创作道路时，你愿意分阶段谈谈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吗？

    李师江：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属于不开窍的，过多依赖生活本身，依赖自己的敏感性，我个人觉得之前的作品，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上的是中文系，可能之前的教育中有过多的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依赖，集中于社会批判的角度，这作为创作底色没有问题，但是它会牵制住更多的想象力。简单而言，我年轻时候写《逍遥游》《中文系》是写自己的一种激情的生存状态，一种态度，一种质感。写《福寿春》是写乡村的恬静，生老病死的自然，故作老成。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不好，想逃离城市。但是近期的创作，我由写自己，变成写众生。写《神妈》，是一种回到小城市之后的生活新发现。《黄金海岸》是一次有预谋的写作，我想写土地，写东南海边滩涂，一块从来没有作家用力写过的土地。那部作品从准备素材开始，到最后出版，持续了十年。小说写了近70万字，分为上下卷，故事极尽精彩，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是我纯文学功底和类型文学结合的集大成。但是这部小说出版后的遭遇让我颇为失落，参加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甚至在省一级就落选。这部小说透支了我的文学热情，后面的写作，我更靠近影视或者自己生命的一种生长，想来应该是更自由更纯粹的状态。

    中华读书报：你对于自己的创作有规划吗？

    李师江：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总体性的想法。比如说，目前我的思考是，在AI都会写作的今天，作家只有写出复杂、犹疑、善变的人性，才更有价值，之前会觉得人物的执拗和信念感更重要。以后我大概还会写湿淋淋的、比较新鲜的有关海洋的作品。    （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