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辆马车奔走的目的和方向”

    ■刘长允

    著名作家张炜先生的新作《为孔子一辩：正儒与伪儒》，我一口气读完，意犹未尽。这部书写得何其好啊！ 只有六万字左右，却拎清了有关孔子和儒学的二十多个重大问题，灼见迭出，精义纷呈。我对孔子、儒学和《论语》并不陌生，但似乎读了《为孔子一辩》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孔子的为人，才真正体味到《论语》的风采，才真正看清了儒学的实质。

    《为孔子一辩》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也是学界的共识。据有关专家统计，《论语》499段话中，有58段是专题讨论“仁”的，“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关于什么是“仁”，或者说“仁”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则会有一些争论。张炜先生说，仁就是爱人，仁就是爱！“不管孔子对仁有多少解释，也总是不离‘爱人’；对人的爱惜、怜悯和同情，生存的自由，愉快、富足和幸福。为了这个目的、奔向这个结果，就是‘爱人’了。正因为‘爱人’是十分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所以面临一些眼前的事物，孔子需要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为孔子一辩》还毫不含糊地指出“天下归仁，就是天下归爱。”《为孔子一辩》最令人赞叹和敬佩之处，是它第一次指出：“对专制王权说‘爱’和‘爱人’，这显然是最大的冒犯。”“‘爱’和‘爱人’，说到底与专制王权是水火不容的。”

    经张炜先生这么一点拨，我们似乎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和事情：孔子周游列国为什么到处碰壁？ 孔子与当权者的周旋为什么那么小心？ 当权者对孔子和儒家为什么既敬又避而远之？ 孔子和当权者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若即若离？ 这一切原因都在于：孔子大讲并要不断付诸实施爱和爱人，是对君主和当权者的严重冒犯，是最大的挑衅，甚至是点了人家的死穴。《为孔子一辩》中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 君王野蛮残忍，民众如草莽蝼蚁。君王去世，奴隶殉葬。在这样鲜血淋漓的‘语境’中奢谈‘爱人’，会是多么刺耳。这究竟需要多大勇气，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不难想象，专制者最想剪除的，就是不停地宣扬‘仁者爱人’的人。”天天给当权者讲仁爱，就等于天天与虎谋皮，不被杀掉，实属不幸中的万幸。是什么因素使孔子不仅没有罹难，还做出了一番事业，张炜先生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君王不屑于讲仁爱，但他们也不敢公开断然拒绝仁爱，甚至有时候还会拿仁爱来作装饰；二是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和当权者是方枘圆凿，自始至终都很谨慎，“他是靠了极大的克制和生存智慧才活下来的”；；三是“大众无论多么低微多么无知，‘爱’作为一种语言，感召力和通用性还是最强的。……这种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情力，最终保护了‘儒学’”。

    提出“正儒”和“伪儒”的严重对立，厘清“正儒”和“伪儒”的界线，指出“伪儒”产生的机制及其危害，讨论如何防止“伪儒”的滋生，这是《为孔子一辩》的中心议题，也是该书的亮点所在。《为孔子一辩》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围绕着“正儒与伪儒”这一命题展开的，作者反复诉说，多方设喻，使读者对这一重大问题有了清醒的、全方位的认识。儒家分为不同派别，古已有之，战国时的韩非子就说过，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韩非子的老师荀子把儒分为七个等次，分别是：大儒、雅儒、俗儒、贱儒、随儒、瞀儒、腐儒。张炜先生根据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实，直截了当地把儒学一分为二，“正儒与伪儒”，它们虽然是孪生兄弟，却代表事物的两极：一优一劣，一善一恶，一真一假，一利一害，一白一黑。当然了，“伪儒”并没有贴上标签，人们经常错认它为“正儒”。

    《为孔子一辩》中说得痛快，“正儒之核即为爱人，那么伪儒之核就是治人”。多么分明，多么简洁。书中继续分析道：“这里的治人并非治理社会和民众的意思，而是对人的统治、辖制，是‘御民之术’。”“无论那些权势人物怎样借助无良学人，将‘儒学’说得多么繁复和条理，言之凿凿且学问深厚，都不必被迷惑，因为只需睁开眼睛就清楚了。”关于“伪儒”是如何生成和发展的，《为孔子一辩》的剖析尤见功力：“伪儒的形成，有强权者硬性强扭使用的原因，也有大儒们自己的屈从和迁就，由他们的机会主义心态所致。”张炜先生把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一直追溯到至圣先师孔子那里，当然，那时的问题还不算严重。到了西汉的董仲舒，他借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问题就大了。《为孔子一辩》中这样断言：“孔子的学识无论怎样高深和正确，也只是一家之言。它一旦被王权专意尊崇，阉割和改造之路也就敞开了。获得这种地位的代价是巨大的，这就像一种商品的专卖经营，一旦某些从业者取得这种权利，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步骤，我们是知道的。”张炜先生对董仲舒的初衷表示出了极大的理解，“董仲舒本意并不险恶，却酿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果。他的系统言说，其中那些极为卓越的部分，也算深入堂奥，切中肯綮，细致条理。但由于他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儒学的某些局部，强化了为上所用的部分，远旨近拉，便洇染了实用主义的色彩”。

    对孔子性情的生动描述，对孔子一些言行的别样解读，像欣赏诗歌一样的体悟《论语》的韵味，这是《为孔子一辩》不同凡响之处。《为孔子一辩》中说：“他身上的平易与怪癖交织，怯懦与刚勇并存；有时柔善，有时凌厉。他对一些庙堂人物充满藐视，又表现出莫名的敬畏。他用地方上的土语与人交谈，一旦去了讲究的正式场合，他说起了普通话。”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桩故事：“孔子去看一位叫原壤的老友，对方坐在地上等他，两腿张开成八字。孔子说：‘你小时候不懂礼貌，长大了也没有什么见识，老而不死，真是害人的东西！’说着，用拐杖敲了一下他的小腿。”

    对孔子的很多言行，几乎都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比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多数人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上，那就是认为孔子是讲述先王之道，自己不进行创造。张炜的解读就深刻多了，《为孔子一辩》中说：“孔子的述，既是重复过去，也是类似的光鲜借口，是为了把变革的道理讲得更清楚、更入耳入心罢了。他既然要‘述’，就一定要‘作’，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好好总结过去，目的还是落在当下，这是古今中外所有保守主义者的基本特征。”

    孔子周游列国的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为孔子一辩》以“马车驶向何方”为隐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孔子颠簸流离14年，备尝艰辛，目的只有一个，为推行仁政，为了实施爱。当人们读到这些章节时，仿佛能看到那车队，听到那错杂不齐的马蹄声，感觉到孔子及其众弟子的焦虑，从而不由得敬佩和心痛。《为孔子一辩》说：“爱人而不为民众服务，爱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将‘爱’落到实处，这是一辆辆马车奔走的目的和方向。”

    张炜的小说我没有全读，但他写的《读〈诗经〉》《楚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唐代五诗人》等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张炜先生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

    孔子和儒学之于中国，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政治意义，既关乎历史，又关乎当下和未来。关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问题，张炜说：“儒学中‘最好的东西’，与世界其他民族都是相通的、相似的。它们在言说时，表达的言辞与习惯可能是不同的，但深处含纳的原理则是一致的。也还是因为这种一致性，才决定了它的价值、它的地位，特别是它的现代属性。”是的，儒家的仁爱思想永远不会过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永远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遵奉的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