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纲挈领，“重述”儒家政治哲学

    ■唐艳

    儒家政治哲学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国家已把政治哲学作为与伦理学、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并列的二级学科，哲学融入政治，政治镶嵌哲学，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很前沿的研究领域。儒家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主体与核心，无论是谈哲学，还是讲政治，儒家都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尤其是在政治哲学热的今天，对儒家政治哲学进行系统、专门、深入地探讨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切。干春松教授一向具有王道抱负和天下情怀，他的新著《儒家政治哲学大纲》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在讨论儒家政治哲学，表现出重史、崇儒、政治化、现代化、西方化的多元取向，但总体上缺乏一种政治与道法、历史与思想、经学与哲学、古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平衡，亦尚未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系统的理论架构与学术共识。林存光《古典儒家政治哲学》关注孔子以及古典儒家的治国、治政之术，从王道、伦理、教化、人性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李友广《诸子视野与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则把视野拉向整个先秦，凸显诸子之间的互动关联。郑济洲《治道的理想：古典儒家政治哲学新探》从先秦、汉代、宋元、明清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中系统梳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与核心思想。孙阳阳、刘晓等人对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观念予以探讨。美国汉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所著《当代儒家政治哲学》（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一书则更具有现代化、西方化气息，“Progressive Confucianism”（进步儒学）之说彰显出儒家传统政治哲学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劲生命力。这些研究从各个侧面积极掀起了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新浪潮。

    最新面世的干著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该书提纲挈领、切中肯綮、经史交融、纵横得宜、古今呼应的研学思路与创作风格突破了以往的研究短板，巧妙调和、勾兑了儒学、政治、哲学、历史、思想的关系，“儒味”浓郁，“政效”明显，从头到尾始终保持一种理性、适度、温和的学术张力，史学中有经学，经学中有哲学，哲学中有政治，政治中有哲学，彼此交融，恰到好处，把儒家政治哲学区别于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政治学的特质与色彩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研究方法上，从甲骨 卜辞考据、字源挖掘、文字训诂、历史梳理到经学诠释、义理辨析、哲学发挥在书中皆有体现，足见作者工夫之深、学养之高。

    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容丰富、思想精深、亮点特多，干著使用“大纲”命名，可谓是契合儒家政治哲学特征的好词，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儒家构建王道秩序颇重纲领、统纪之功的学问本色。干著后记中谦逊示意，“大纲”之名，一是为致敬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二是激励自己写成一本可称为“政治哲学”的著作（第464页）。干著为“大纲”一名，作了双重努力：一方面，注重概要性与广泛性，多领域、多层次、多面向地呈现、论证和解决关键的政治问题。书中几乎囊括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天道、天命，仁爱、民本、权力、差序、王道、霸道、分封与郡县、教化、平等、正义等。另一方面，突出要旨，专题专论，逐个深挖。儒家政治哲学中“大一统”“民本”“王道”“霸道”“亲亲”“尊尊”“贤贤”“封建与郡县”“教化”“复仇”等论道焦点，分章分节一一攻破。例如，尊尊、亲亲问题是交织在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两股倔强之绳”，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与伦理拉扯在学界一直都有“嚼头”，两千余年来都还是热乎的经典话题。干著在“亲亲”“尊尊”关系中重新捡起“贤贤”维度，并将“贤贤”视为儒家“亲亲”“尊尊”政治体制运行的“一个条件”。“贤贤推选血缘共同体内部的贤能之人，最初意味着对于血缘尊卑的自然秩序的‘突破’”（第261页），儒家所主张的是贤、能相结合的“贤能政治”（第286页）。

    干著“纵”有儒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学理脉络，“横”有对比儒、墨、道、法、名、阴阳的思想宽度、交融儒释道的文化阔域、统合中西的开放视野，既重视引经据典与学理构建，又具有现实关怀与时代眼光。首先，以孔、孟、荀、董仲舒、程颢、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为学术脉络，奠定儒学、儒者、儒家的政治理论基调。谈儒家政治哲学，董仲舒一定是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干著关注董学，专门用一章来讨论董仲舒的天学理论对“大一统”政治秩序建立的作用和影响，涉及到董仲舒“以元统天”（第45页）、王道通三、大一统、天人感应、天人同类、人副天数、法天立道、奉天法古的政治哲学思想，总体上提升了儒家政治哲学本体论、宇宙论的高度。其次，干著结合谭嗣同的“烈士精神”、梁启超的“公私关系”、康有为的“仁本论”“大同”观念论证儒家“仁政”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既尊重儒家血缘亲亲、仁民爱物之文化基因，又为其注入了现代语境下的公共关怀与权利意识，有效增强了儒家政治哲学的适应性与生长力。再次，干著基于中、西比较视域来凸显儒家的治世观念与文化心理，为人们理解“人与人、个人与国家、国家与人类、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逐步递进关系提供一种思路”（第74页），撬动了儒家政治哲学未来发展的可能域与新格局。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政治哲学始终存在一种内在、连续、贯通的王道秩序传统，而要清楚、适切地架构和描述这个道统是不容易的，这可能也是儒家政治哲学尚未形成专门、系统学说的原因之一。干著尝试自觉构建一种“天-仁-民”的学理线索，以“天”开篇立论，交代全书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总源；以亲亲、仁民、爱物构建天下治理的基本秩序；再以“天理”“人欲”之间的博弈关系为纽带，将天道与人道打通，天意与民意衔接，借助戴震的“性命生成论”、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予以论证，生动揭示了儒家的民本理念。干著把“天”“仁”“民”视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三大构成要素，逻辑清晰，论证有方，颇具说服力。“天”是儒学的最高概念与终极诉求，自然也是讨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第一概念和首要问题，而讨论天又难免会涉及帝、命、道、宗教、巫术、信仰、神性、人文、理性、伦理、自然等概念，这就使得儒家的天学思想显得复杂而难缠。干著提出“受命”“保命”“革命”（第10页）的天命层次结构，揭櫫儒家天命观念从“上天赋予”到“人的自觉行为”、从“单向性的指令”转向“指令交互性的关系模式”（第12页）的基本特征。相较于夏、商，周朝的神文性减弱，为政者凭借道德理性把持天命的成分增加，君王对天命的态度依次演化为“受”“保”“革”，“受”是君王直接“感生”于天，由天所命；“保”，即“子孙保住先祖所受之命”（第11页），继承和弘扬先祖流传下来的德业，既要“敬天”，又要“法祖”，此时天命已不再纯粹，但天、祖之间仍具有统一性，干著称“敬天法祖”是一种“略带混杂性的状态”（第8页）。而“革”的程度最为“激进”，“汤武革命”不是“篡弑”，而应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干著称其为一种“带有暴力色彩的理论”（第15页），并且将这种演变总结为“神秘性和信仰性的天命观向理性化、自然化的天道观的转化”（第22页）。虽然“命”的终极根据在天、“道”的认识主体是人，但“天命”与“天道”不宜分立。《论语·泰伯》曰：“唯天为大。”天的地位至高无上。董仲舒《天人三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对天与道的秩序安排很明确，道是由天所生成和决定的，人对道的认识与掌握，本质上仍受制于天，命是天的命，道亦是天的道。因而，早期中国的天命观即使表现出神文走向人文、宗教趋于道德、听天命演化为遵天道的基本倾向，但君王敬天、尊天、畏天的信仰底色从未动摇。

    儒家政治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明显的层级性与递进性。自古治道有秩序，按照历史演变规律，政治境界由高到低表现为“皇”“帝”“王”“霸”四种诉求。《桓子新论· 琴道篇》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上古时期应该存在一个超级理想的“道治”盛世，而后依次退化为以德为政的帝制、追求仁义的王制、善于权智的霸制。比霸道更差劲的是秦汉靠武力夺天下的专制，其已不足以划为儒家政治的理想范畴了。干著强调，“中国古代的理想政治范型是层累形成的”，直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定型为“皇-帝-王-霸”的“德衰”过程，表现出从“纯粹”向“驳杂”的坠落倾向（第183页），又称这种政治秩序是“逐渐‘简化’的结果”（第188页）。为论证王、霸之道的复杂关系，干著以“管仲之器小”为引子，剖析和挖掘了“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的诸多面向，或因天子、诸侯职分限制，或为了维系夷夏秩序，或是亲亲、尊贤的伦理原则不同，或视王、霸为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或通过比较而得出霸道“接近”王道的结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倾向”（第189-193页），全面打开了王霸政治哲学的诠释思路与论证维度。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