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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罕
读书如行路
黄博新著《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这个书名，让我首先想到的是快二十年前在云南剑川旅行的旧事。
那一天从宁静的沙溪来到显得杂乱吵闹的剑川县城金华镇，从最初的印象平平到深味其境，其实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此间闻名已久的自然是木雕手艺，顺公路一直往里走，果然有几家木器店，不过全是雕花门窗一类，周旋磨蹭了半小时，选得四小块砖头大小的木刻窗芯，虽然是学徒们刻的，不过镂雕也还漂亮。
随即发觉肚饿，信步转入一小街，有几家小食店。饭点已过，都显得冷清。选了一家应该是夫妻档的小店，点了羊乳饼、油酥小鱼、蕃茄炒蛋三个菜。过程中和老板夫妇聊了起来。妻子是四川人，不过只说是川滇黔交界处，丈夫即是本地白族。
边吃边聊天，从木雕到天气再到剑川城，老板似乎很得意剑川过去的人文历史，首先就说你们四川最后一任府台大人赵藩就是剑川人。
赵藩在蜀中，历任酉阳知州、四川盐茶道道台、四川按察使等职。1901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赵藩曾经的学生岑春煊赴任四川总督，大力弹压地方各股力量，官民各界渐生怨怼之心，赵藩虽曾为岑之师，此时却是下属，不便明言，于是为武侯祠撰一联悬之：“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联道尽的便是蜀中形势与人心的复杂性。可惜此后一直到著名的“保路运动”，清廷治蜀大吏们似乎皆未细味此幅联语的深意，大清之骤亡，实则与蜀中关系匪浅。
从遇此联语，到读黄博细写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不与天下州府同》，时隔二十馀年，其间草蛇灰线，很能咂摸出一点历史的苍凉与吊诡出来。
从地方透视天下的图景
过去杂览，似乎一直认为蜀中与华夏其他地方总有些地方不大相类，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翻读《不与天下州府同》后，至少从宋代开始的不一样，终于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开始呈现，成为进入古代四川的第一条路。
本书的副题很大，“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似乎有些摸不着头脑，然稍微静下来读上几章，会发现这条路上的风景并不迷离。此书的写作，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专论，而是由话题各一但又主题统一的论文组合而成，虽然未必时时处处遥相呼应，然而却能从一处一处的侧面窥山眺水，满目所见亦是胜境。
全书分成三编，实际上就是关于宋代四川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的三个面相：上编重点写庙堂对巴蜀的政策，是鸟瞰式发现；中编则立足巴蜀各地，选几处进行微观观察，是身在此山中式的体认；下编则由政治、文化，过渡到人这一主体上，官员、士子、学者、隐士，是沉浸式表达。三编文字，各言其事，各行其道，力求把宋代四川之所以不同的地方从细节上描摹得尽可能清晰一些。
以上编各文举例，《绪论》言巴蜀两地的同中之异。既有地域文化及经济上的差异，亦有朝廷政策造成的分裂，而宋时“四川制置使”这一地方军政机构的出现，四川或曰巴蜀开始以一个整体概念出现在世人面前，读到此点，我有豁然开朗之叹，似乎解决了一个相关地域的起源问题。
在之前读《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的时候，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黄博果然是有文士气质，此书的第一章，他也从巴蜀诸大族为何未出书法大家这一颇具艺文气息的疑问讲起。
作者认为，之所以未闻蜀人有善书者，究其根本，乃是没有出现如同王、谢那样真正的士族大家，因而也无法形成绵延上百年的门风文气的积淀，故而只有地方性，而无整体性的文化代表。当然，此种理解有一定道理，然似亦未必全然如此。他日若有暇，不妨与作者再分说一二。
第二章《甲午再乱》，便从文化上升至朝政，写谣言对朝野以及民间诸方面之影响。四川以其特殊性而格外让远在开封的朝廷难以放心，客观上的山遥水远，风烟望五津，于是“便宜行事”的权力下放，正是这一现状的体现，朝廷如何一步一步钳紧政策，压迫精神空间，跃然纸页间。
第三章《蜀人多变》便紧承上一个话题，分析了宋廷不仅对民众不放心，对蜀地的官员实则亦不放心，比如宋廷下令“不得以族行”，比如基本执行了蜀人不得在本路做官的规则，读毕此两章，给我的启示是“宋风成韵”背后的冷酷与狡黠。
此一条进入四川的路是显性的，是官家的，是驿道，然而书中还有一条路则是隐性的，是野径云俱黑，是马穿山径菊初黄，对有兴致的读者而言，这条路更有趣，如行山阴道上，云蒸霞蔚，猿鸟乱鸣。
在乡土情怀中书写历史
作者黄博本就是四川人，用他的话说：“事实上，本书几乎全部的内容，都是出于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家乡历史的好奇。其实我的青少年时代，都是以一个四川人的身份度过的，当1997年重庆离开四川成为直辖市的时候，我的家乡观念早已形成。因此我一向觉得，自己既是重庆人，也是四川人。好在讨论宋代的四川，想要兼顾两者，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绝对不是一个问题。”
如此一来，此书的面目，其实有一点乡邦文献的意味在矣。由此想起知堂的一篇文章《三部乡土诗》来，他是著名的有“乡曲之见”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知堂与黄博亦是隔空应和者：
近二十年来稍稍搜集同乡人的著作。……“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 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这话前回也已说过。“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作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
如果读者有心且愿意，实在可以把此书当作亲切的乡邦掌故之书来闲读，这一条路行进起来自然更愉快。黄博在书中提到的作为叙述主角的一众巴蜀人士，若放在宋代整个国家范围内，其实算不得什么，这里面没有五岳寻仙不辞远的太白，没有九死南荒吾不恨的东坡，粗粗看去似乎无关紧要，然而你可以再微观一点，再下沉一点，去走近可能对塑造宋代四川有用或是无用的那几位非著名人士，正如作者所说：
像出生于重庆且做过重庆知府的南宋理学家度正，以及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李处和，皆是如此。虽然度正也在宋代理学史上留下了名字，但只能算是一个三四流的人物，无论是做官还是治学，都谈不上有多少出彩之处，如果不是因为“重庆人”这个“于我心有戚戚焉”的身份，或许我也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勾画他的人生，更不要说只是一个乡 间富家翁的李处和了！ 对于李处和谜之人生的兴趣，完全因为他不但是重庆人，更是长寿人的缘故。不过，这种感情羁绊的偶然因素，却造成了本书在重庆部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眼光极为向下的对平凡人生活的微观，无意间竟然得以一尝为无名之辈书写历史的乐趣。
由此观之，无论从哪一条路进入宋代的四川，黄博的这本书都可以如同一部导游手册，让我们信马悠悠，去赏玩晚壑斜阳，去重回桥畔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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