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料勾勒本土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

　　■张弛

　　在女性文学学科化的背景下，学者们有意识地整理出版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由李玲、谢玉娥主编的《新中国女性文学史料与研究》即是这一方面的重要收获。全书以详实而富有代表性的史料文献为基础，阐述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基本概念和相关问题，捕捉领域内研究范式的转换，体现女性文学自我反思和扬弃的活力，勾勒出女性文学作为“舶来品”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发展流变的轨迹。

　　本书两位主编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在场者”，同时具有“选家”的眼光，既从历时性的角度客观梳理女性文学的脉络线索，又从共时性的角度准确把握它的纹理肌质。在编纂本书之前，学者谢玉娥对领域内的史料文献已有近40年的积累，对于不同代际的女性文学学者也十分了解。李玲教授则长期耕耘在研究和教学的一线，熟悉女性文学理论、参与女性文学批评实践、普及女性文学与文化。编选者的研究视域叠加起来，便覆盖了史料、理论、批评等方面。

　　首先，编者“在场者”的身份使得《导论》部分体现出了开阔的总体性视野。《导论》提纲挈领地论述了新中国70年的女性文学主潮，归纳了女性文学因时代变迁而形成的不同风貌，从女性主体与自我生命、男性世界、宏大历史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来评述新中国女性创作的发展脉络。其次，编者凭借“选家”的眼光甄别出那些有较强代表性和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料。这体现在文献之间具有内在的对话性、承续性，读者或能从中管窥当时学界对于女性文学相关议题的探讨和争议，或能对某一理论概念有深入、连贯的理解。随后，刘思谦于2005年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中进一步强调女性主体性是女性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涵。李玲在《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中结合主体性理论、主体间性理论和叙事学等文学理论，确立女性文学内涵的女性主体性应专指隐含作者的女性主体性。多位研究者以女性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为原点，通过“接力赛”的方式深度探究了女性文学的基本原则、概念界定以及应然目的。

　　第二，勾勒女性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轨迹。《新中国女性文学史料与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编选逻辑，即勾勒出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本土化轨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中国本土对女性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创新吁求；捕捉女性文学研究思路的本土化转向。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的高峰期。一方面，“社会性别”理论带来了全新的学术视角，使研究者感到欣喜、震撼（刘慧英：《女权/女性主义——重估现代性的基本视角》）。另一方面，研究者对这一新鲜而充满活力的理论形态进行了省思，意识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移植和借鉴其实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陈志红：《他人的酒杯——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阅读札记》）；提出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这种理论要生发自批评家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切身体验（张岩冰：《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在这一阶段内，研究者在积极“拿来”的同时也能识别出当下的“困境”——中国文本的特殊性几乎被完全消解在普遍化的西方理论视野中。时间步入21世纪，女性文学批评者开始更积极地分析困境成因，并从中寻求解决之法。如贺桂梅重新厘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所借重的理论资源，提出应将女性问题纳入更为开放的历史/现实视野之中，在主体身份多样性之间寻求适度的结合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理论资源）。可见，编著表现了中国本土对女性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创新吁求。

　　第三，体现女性文学的自我反思和持续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土女性文学因其自我反思、持续生长而具有充沛活力，在发展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警惕二元对立思维，对精英化、非理性等误区进行自觉批判。本书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新中国女性文学史料与研究》具有点面结合的编选方式、持正谨慎的编选态度，以详实、富有代表性的文献史料勾勒出本土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为新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记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