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杂坛老将

　　■蒋元明

　　李庚辰在杂文圈里名头响亮，且由来已久。

　　1976年底，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杂文重新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副刊，成为“灵魂”。我走马上任杂文编辑，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支杂文作者队伍，才能支撑版面。庚辰兄那时已是比较成熟的杂文家了，而且他还是《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的杂文编辑，手握一批军中杂文豪杰。我也刚脱军装，兵哥俩好说话，于是，他和他的作者便陆续登上了《人民日报》副刊。后来，由曾彦修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和《青年杂文选》，庚辰和我都参加了编辑工作，庚辰还担任了《青年杂文选》的副主编。当我主编《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时，他率领尚弓（常恒强）、官伟勋、雷克（张雷克）等军中几员大将参加了欣赏文章的写作，很给力。当然，我也把地方的优秀杂文作者不断推荐给他，他都当宝贝，军报的杂文也因有全国各地作者加盟而在业界有名。

　　可以这样说，李庚辰不仅是军队杂文队伍的领军人物，在整个杂文界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从鲁迅以来，杂文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到1985年，北京市杂文学会诞生了，全国各地的杂文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生长。写杂文的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家的感觉。而且，北京市杂文学会，是由北京市、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三部分杂文作家构成，也可以说是首都杂文学会。庚辰作为军报杂文编辑和军队代表，自然成了北京市杂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了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长达四届之久。1986年，由北京市杂文学会牵头，召开了“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李庚辰会长带领团队，成功地举办了第24届至31届联谊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纵观北京市杂文学会和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谊会的历史，庚辰无疑是一位有特别贡献的杂文事业的组织者和活动家，功不可没。

　　以上这些，相信杂文界许多人都不陌生。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我们之间也有一些小秘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俩刚在杂文编辑的岗位上站住脚，庚辰就接到东北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写一本关于《恋爱与家庭》的书，属青年读物。他就拉我入伙。我挺犹豫，觉得自己的这档子事都还没搞清楚，怎么去教导别人呢？ 他就鼓动说，我们边学边干。他比我年长几岁，这方面的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于是我们一起商议题目，再分头写作，最后由他统稿。编辑看过书稿，认可了带回出版社。然而，等来的结果却是，书稿退回，退稿费150元。我觉得很窝火，庚辰虽觉意外，但还平静，还说这也是一笔“巨款”吧！ 那时，军报一篇杂文也就十元八元稿费。

　　活儿不能白干。后来我去南京出差，遇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叫王传明的编辑，他听说这事，马上表示说要看看书稿。他看后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书出版了，本来是很高兴的事，可当我拿到样书时却傻了眼。原来，我交稿时明明白白在书名下写上“李庚辰 蒋元明”的。因为这书是庚辰牵头的，而且也是由他统稿的，他是第一作者。可现在却将我的名字排前面了。到底是编辑认为我一直在与他们打交道，还是觉得我在谦虚呢？ 又不好问，怕人家以为我挑他们的毛病，有伤和气。可庚辰一听，大笑，说咱哥俩还分什么前后，书出来就是皆大欢喜嘛！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是滋味。还好，这本书受到好评，不但要再版，而且出版社又约我们再写一本《夫妻之间》。有了第一本的经验，第二本就顺利多了。交稿时我反复和编辑说明，署名：李庚辰 蒋元明，不能再搞错了。书出来，果然如我所愿，且首印数达10万余册，相当于《恋爱与家庭》两版数量，我的心才平静了些。接着出版社再约我们写本《媳妇与婆婆》。从1981年起，我们连续三年出版了三本书，不论是写作水平，还是文字功力，均得到了提升。

　　再后来，我将三本书中自己写的那部分集中起来，取名《爱的三部曲》，交另一家出版社出版，效果不错。我告之庚辰，他也照此办理，名为《爱的“关系学”》，并且还交给了当年退我们书稿的那家出版社出版。庚辰这本书出版后不仅成了畅销书，而且在全国第二届社科图书评奖中获二等奖。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之所以将此事翻腾出来，是有感于后来有的老作家因年轻时合作写作、出书，因署名前后、写多写少而发生“笔墨官司”，反观庚辰兄有肚量。

　　庚辰资格比较老，又人高马大，穿着军装，头戴大盖帽，肩扛大校军衔，威风八面。有的地方杂文朋友见之，便称呼他“李将军”。他忙摆手说，我不是将军，只是拿军级的钱而已。但人家不管这个，见面还是“李将军”。他对我苦笑，一脸无奈。我打趣他：这没什么，人家这么叫，也许出于敬重。再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世间不平事，也在笑谈中。

　　庚辰兄让我写这篇文字时，强调我们互为知己几十年，我却没写过评论他的文字。可我看了他的这本《品人论文集》，品了杂文界那么多人，论了那么多作品，独独也没我什么事。可见，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了身边的人，灯下黑，岂不怪哉？

　　其实，没有我这篇东西，李庚辰依然名头响亮。唐人诗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