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百读不厌的书

　　主持：宋庄

　　请谈谈您的阅读体验。有意识的大量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霍达：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词儿，而是叫“读书人”，这是一个很有尊严的称呼，意味着文明、教养、知识、智慧、才干。读书人的一生就是一部阅读史。我少年时代最着迷的是戏剧，北京人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演的剧目，我几乎全部看过。不但看戏，还爱读剧本，当时有一本《剧本》杂志，我是忠实读者。外国的剧作家，最佩服的是莎士比亚；中国的剧作家，最佩服的是曹禺，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不知看了多少场演出，剧本读到会背。此外，还酷爱诗朗诵，听广播，听朗诵会，都占了我很多时间，贺敬之的《三门峡》《雷锋之歌》《回延安》，我到现在也还能背诵。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史记》？ 能说《史记》是您阅读最多的书吗？

　　霍达：《史记》小时候就有接触，读过部分篇章，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是以后的事。早年喜欢戏剧和朗诵，也并非甘心只做看客、听众、读者，而是要做作者。后来我写的散文诗《我站在长城上，倾听》，就很适合朗诵。而历史电影剧本《公子扶苏》（以及话剧剧本《秦皇父子》）则是我多年热衷戏剧的一次总结。写历史剧当然首先要吃透历史，在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的指导下，我钻研《史记》和尽可能搜集到的一切史料。有意思的是，我是把司马迁的史学著作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你看他写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吓得刘邦借口上厕所，和张良商量“如之奈何？”这场景，谁看见了？ 谁听见了？ 太史公写得活灵活现。《史记》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占有史料，在把握历史的趋向和框架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被后世概括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成为历史剧和历史小说创作的圭臬。可以说，《史记》是历史文学的鼻祖，是我百读不厌的书。

　　《史记》也是您的枕边书吧？

　　霍达：我选择《史记》不同的分卷轮流放在枕边。还有一本《袖珍诗韵》。

　　能否概括一下您的读书方法？

　　霍达：当年在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流传着这样四句话：“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人的一生时间有限，而知识无穷，书是读不完的，因此，无目的地泛读不可取，“带着问题学”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你在创作中遇到问题了，要寻找答案，方向明确，有的放矢，往往事半功倍。“急用”的自然要“先学”，学来的东西还不能生吞活剥，要“活学活用”，收“立竿见影”之效。

　　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 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

　　霍达：“改变”我的人生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批书，或者说，是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和作家李準聊天儿，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应该写你的家族。”我心中一动，就像鼓面上击了一槌。作家要写自己所熟悉的，而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的家族，在地球一隅共同生活的最亲近的人，身上流动着世代相传的血脉，浸透了沿袭成习的家风，保守着不足与外人道的私密，同时也难以掩饰人性的差异和性情的冲突，上演着延绵不绝的悲喜剧。看看前人所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米切尔的《飘》，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都是以家族为背景，写尽世间万象、人生百态。在此之前，我已经发表、出版了《红尘》《猫婆》等中短篇小说集，《万家忧乐》《渔家傲》等报告文学集，《公子扶苏》《飘然太白》等电影剧本集，现在可以以更大的体量，以家族为背景，写一部任何人都无从替代的长篇小说了。

　　时在1987年，我放下一切工作，杜绝与外界的往来，闭门写作，从4月15日动笔，到9月1日写毕，前后四个半月，完成了五十余万字的《穆斯林的葬礼》：世居北京的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变迁，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血肉相连的爱情悲剧。我“穿越”历史，回到当初，与书中的人们一起，重新生活一次。当然不是家族史的实录，世上没有现成的小说供你复述，那是天翻地覆的乾坤再造，生离死别的命运重组。作品分两期发表在《长篇小说》杂志，1988年出书。文学界、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给予了高度评价，1991年，该书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写作不是为了获奖，读者的厚爱是最好的褒奖。对我来说，它是前半生读书和写作的一个总结，并且也为以后的创作道路提供了清醒的认识。陈忠实在写出《白鹿原》之前，曾发愿要写一部“死后可以做枕头的书”，我理解他的心思。荣辱之心人皆有之，作家要担得起这个头衔，对得住这份儿荣誉，不能白活一世。

　　写作中您会经常从书中寻找答案吗？ 您觉得最有用的是哪一本？

　　霍达：直接给你提供答案的，只能是工具书，而经典则是给你启迪。在我看来，最“有用”的书是曹禺先生的《雷雨》，它用实践告诉写作者，无论是剧本还是小说，也无论是什么题材，要写得精彩，唯一的途径就是：打一个根本解不开的死结，然后倾尽全力试图打开它。

　　您会经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霍达：好书要反复读，常读常新。但我不赞成“开卷有益”的说法，一些读之无益的书，不读也罢。

　　您现在还有时间读书吗？

　　霍达：只要想读书，时间总是有的。没有书读，生活会很寡淡。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若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的或已故的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霍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我期望重逢的前辈作家可不是一位两位，他们包括：德高望重的文坛耆宿冰心老师、丁玲老师、白羽老师、荒煤老师，剧坛泰斗曹禺老师，还有擅诗词并曾赠我《袖珍诗韵》的剧作家杜宣老师，跨界报告文学和电影编剧的作家黄钢老师。人们未必熟悉黄钢的姓名，但一定看过他的作品，也一定记得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那句经典台词：“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如果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霍达：过去，每次外出旅游，我总是带一些书，预备空余时间来读。谁知到了外地，临时发生的情况应接不暇，根本没有时间看“闲书”了。如果被“发配”到无人岛，首要的也是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如何保命逃生，你还能静下心来看书？不必带了。如果逃生成功，这番惊心动魄的经历便是最好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