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家良先生的宋代书法研究

    ■陈冠男

    书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特殊地位，既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讯息沟通、书写记录的实际功能，又被视为艺术的一种，被赋予深刻意涵，反映修养、学识、人品、情操、怀抱等，即所谓“心画”，一如苏轼（1037-1101）所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随着时代变迁，书写工具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近代以来书法与日常生活的实用关系逐渐脱钩，几乎变为一门纯艺术，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多设立专科，同时书法研究也慢慢成为艺术史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有关书法品鉴的论定和书法嗣统的论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由来已久，文献著录汗牛充栋，从广义上来讲也可视为书法研究的一种，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不过是近半世纪之事。如何审视书法的传统意涵，研究其脉络发展，经典与弥新之间的转变，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广博，成为众多学者究心之所在。莫家良教授毫无疑问正是当今中国书法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以其深沉关怀、缜密思考、宏观视野、细腻文风，为学界所公认。

    宋代书法是莫教授书法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早于其博士论文渊源已定。起初，他想以元代书画大师赵孟頫（1254-1322）为博士论文题目。不久，他即思考赵孟頫书法上标榜复古，跨越两宋，直追晋唐的思想主张应不是横空出世，理应有所前奏。最终，他以南宋末年赵孟坚（1199-1264）书法为研究课题。赵孟坚与赵孟頫同属南宋宗室，擅绘白描水仙、墨兰，为世称道，其“落水《兰亭》”的故事更传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美谈。然而，传世书迹不多，后人对其书法也关注不多。莫教授于1992年完成博士论文《赵孟坚与南宋书法》（Zhao Mengjian and Southern Song Calligraphy），当中最重要的立论是道出早在南宋末年，赵孟坚已在其《论书》中反对宋代尚意书风末流的欹侧之风，并建议学书应由唐入晋，主张以欧阳询（557-641）、禇遂良（596-658）为临摹对象，从而“立间架墙壁”，由此再来回看后来赵孟頫的书法复古、崇尚晋唐的前奏及与南宋的关系。这篇论文不仅见证着莫氏求学阶段的重要里程，也标志着他从此正式迈进中国书法研究的殿堂。此后，他发表一系列文章，涉及宋代书法中的书体、刻帖、信札、意涵、影响诸方面。

    1997年为庆贺中大艺术系四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与文物馆合办“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汇集海内外顶尖学者发表最新学术成果，并设雅集，是香港首个专论书法的国际研讨会，极具前瞻意义。莫教授担任会议筹备主席，并主编《书海观澜——中国书法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会上他发表《宋代书法中的欧阳询传统》，结合书迹和文献探讨唐初欧楷在宋代流行的起伏。文中从对宋初碑刻、《淳化阁帖》《宣和书谱》等的观察，显示欧体在北宋初年深受重视；到苏、黄、米三家出现后，尚意书风席卷书坛，欧体传统又备受非议，基本沉寂；再到南宋末年，书法法度重被看重，欧体又成为必然选择，受到肯定。从宋代对欧阳询传统的抉择演变，“或可反映出中国艺术史中以回归传统来更新变革的模式，不单是没有必然矛盾，反而是历久常新”，借此勾勒出中国艺术中传统与创新的恒久主题。

    稍后，他陆续发表过多篇文章，透过书论、传世墨迹，宋代金石学，特别是结合题跋书法、出土碑拓，将目光聚焦于宋代尚意书风下行书以外的其他书体，以更全面地探讨宋代书法。值得留意的是，每篇研究都从北宋论述至南宋，将之视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从中观察两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时代特色。199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举办艾略特收藏书法展“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及学术研讨会，莫教授发表《宋代篆书与隶书》（Seal and Clerical Scripts of the Sung Dynasty），把对宋代篆隶书体的研究成果介绍予西方学界，唤起注意。

    一般研究宋代书法都集中于北宋，环绕宋四家展开，关于南宋书法的讨论相对见少。其中一个因由是南宋书坛并无出现类似北宋的开宗立派的大师，书风亦无鲜明变革。加上传统观念上多以“偏安”论南宋一代，书法上无甚特色，更视为“衰落”。然而，莫教授对此观点有所保留，更关注背后的原因何在。1999年苏州举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莫教授发表《〈兰亭序〉与宋高宗——南宋古典书风的复兴》一文。宋高宗（1107-1187）是继唐太宗（598-649）和宋太宗（939-997）之后，另一位推动王羲之（303-361）书法发展的关键帝王。莫氏文章围绕宋高宗如何从初学黄庭坚（1045-1105）、米芾（1052-1107）书风，最终服膺二王，贯穿一生。尤其他努力重建皇室收藏，醉心翰墨，特别用功《兰亭》等诸多现象所释出的政治意涵，及宋高宗古典书风对皇室和文人书家的影响。由此申明，书法不纯粹是笔墨余闲之事，也有传承宗祧，代表正统的重要寓意。

    2010年，莫教授发表《南宋书法中的北宋情结》，从南宋初年朝野如何重建文化入手，尤其图书、书画的收藏及刊刻，细致梳理时人“渡江文物，追配中原”的努力和背后的显示皇室正统、文人重拾尊严的意义。南宋对北宋文化的追思，放诸于书法则特别显示在对苏、黄、米三家书法的保存和学习上，以寄托文化价值与理想，是对本朝文化的认同、对故园传统的延续。莫氏最后指出“中国书法本就不纯粹是审美的问题，南宋书法的价值，亦当从彼时的文化情境作出审视”。上述两篇论文堪称莫教授的代表作，是学界治学南宋书法所必需参考者。

    研究书法，自然不能回避碑帖的问题。其中，宋太宗命王著（？-990年）于淳化三年（992）刊刻的《淳化阁帖》实为后世刻帖之滥觞，影响深远。莫教授发表过《南宋刻帖文化管窥》《〈淳化阁帖〉与书法临古》《〈淳化阁帖〉与清代书法临古》等成果。莫氏对刻帖，尤其《淳化阁帖》的研究兴趣不在体系版本的考订，而是关心刻帖自身编选和刊刻背后的用意及它对往后中国书法走向的影响。他由宋人鉴古和《阁帖》临写，元明清临古与对《阁帖》演绎的角度，透过米芾、赵孟頫、董其昌（1555-1636）、王铎（1593-1652）的例子，清晰指出《阁帖》对宋人的影响主要是在对古代书法的认识上；到了晚明，《阁帖》的书法价值才开始得到注意，逐渐成为临仿创造的源泉，开启书家重溯魏晋并“托古改制”的理想。而南宋的刻帖之风不只是当时好古风气下的一种活动，实与整体文化复兴密切相关，蕴含政治与文化功能，是时人保存和重建文化的见证。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明末清初的高潮，还是清代碑学盛行后的“由盛转衰”，《阁帖》从未被摒弃，始终是指引书家领略前贤、演绎古人的凭藉。

    莫教授为人温文谦逊，对学生谆谆引导，笔者有幸忝列门墙，追随问学，心怀感恩。这次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莫教授专著《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法史探微》，嘱笔者介绍老师的学术历程与成就，难免挂一漏万，而重读文章，又有一番新启发。方闻教授曾以“静水流深”四字赠莫教授，相信此正是莫教授为人处世与学术研究的最佳写照，也是中国书法研究方兴未艾，不同学者默默耕耘的总括。

    （篇幅所限，对原文有所删减。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国书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