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心”而说，妙契“诗心”

    ■俞香顺

    近年来，有不少作家“回身”转向古代文学的阐说，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炜，撰写了《唐代五诗人》《陶渊明的遗产》等多部诗学专著；2024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诗人张执浩的《传告后代人：中国古代诗人的15个关键词》。祁智先生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是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相继出版了《弦歌》《我的唐诗阅读笔记》两部古代诗歌阅读著作，而且还有正待展开的系列计划。这个现象值得研究，我只谈一点个人的印象。

    以前的诗歌鉴赏类文章、著作，大多是专业学者所撰，法度谨严，重“考据”、重“义理”，条分缕析，门径可循。不过，当代“学院派”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很少有人去撰写面向大众的普及性文章、著作；原因无他，这被视为“小道”，是不能计入科研成果的。然而，中国古代文学是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的，他们希望能够“得其门而入”。这就形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说诗”从来也不是“学院派”的专利；作家的“说诗”从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专业学者的缺位、弥合供需之间的矛盾。作家“说诗”的长处更在于少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避免繁琐考证；以灵性直探“诗心”，“独抒性灵”；文笔也少有学究气，更为晓畅。

    《我的唐诗阅读笔记》就是一本作家“说诗”的佳作。书名中有两个关键词可堪注意。首先是“我的”，这是个性高张。普及类的诗歌选本最好是面面俱到，众体兼顾。《唐诗三百首》可谓经典，也因未选李贺的作品而被“求全责备”；而冠以“我的”，则可以“免责”。本书选释的大多是名作，卢照邻《战城南》、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薛涛《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却相对“冷门”，很少入选唐诗选本。作者“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只要有心得即可，可以抛却种种限定。其次是“笔记”，这是笔法灵活。“笔记”不同于学术论文，甚至也不同于“文章”。“文章”还需要意匠经营，谋篇布局，“笔记”记录的则大多是吉光片羽的“妙悟”，段落之间若断若连，存乎一心。与“笔记”体裁相应，作者也很少采用繁复的句式，一般都是短句，直指人心又发人深省。

    《我的唐诗阅读笔记》中的睿思俯拾即是，比如王之涣《凉州词二首·其一》，作者写道：“为什么《凉州词·其一》里的黄河要‘倒流’？ 因为这是一首边塞诗。一是将士不想向下游看。目光顺着黄河东去，黄河流经中原，中原是自己的家。征人离家万里，思乡之情一天比一天深，却又不能回乡。于是，只向与故乡相反的方向看。这是思乡之情更切的表现。二是将士不能向下游看。敌人在西边，目光应该一眨不眨地盯着西部。身后是国家、江山、社稷、家乡、亲人。壮士排除一切杂念，一心镇守边塞。这是报国之情更切的表现。”我从事古代文学教研多年，却从未深究过这个问题；这是祁智作为诗人的“本色语”，以“诗心”证“诗心”。

    再比如杜牧《江南春》，“绝句《江南春》，很大。大在地域：江南；大在季节：春天；大在历史：由唐朝到南朝；大在规律：兴亡盛衰。”这又是执简驭繁的诗性解说。

    古代的官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唐代的诗人大多有从宦的经历；祁智在书中往往用现代的行政职务去参比，未必完全切当，但是“虽不中，不远矣”，通俗明白，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味。这也是“学院派”学者所不为的。比如，王昌龄官至江宁丞，“相当于副县长”；高适被举荐担任封丘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王维担任尚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秘书长”。

    《我的唐诗阅读笔记》重在诗歌鉴赏，但是行文中还是随处可见作者的考据功夫。开头的“唐诗”“诗唐”“唐诗的来路”“以诗取士”数篇梳理了唐诗的发展历史、描述了唐诗的繁荣状况、分析了唐诗繁荣的原因，要言不烦。

    唐诗经典“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李德裕《文章论》）。日月普照，普天之下的人也都可以欣赏、评说日月；那么唐诗当然也就可以“你说我说大家说”了。祁智先生是很好的示例。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