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亲制度：“帝国的纬线”

    ■赵帅淇

    作为世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吕布先后拜丁原与董卓为义父、以至于获得“三姓家奴”之绰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但是，这种风行于中国古代的义父与义子的关系，如何产生，有什么社会效益，与之相似的其他关系类型又当如何理解，存在着无尽的思考空间。马陈兵先生以“人中吕布”作为亮眼的标题前缀，写出了一部体大思精、雅俗共赏的“中国养子文化史”，为读者奉献了丰富的历史故事与理论思考。

    一、拟亲制度的核心概念

    在序章部分，作者以“李世民怎么称呼隋炀帝”为题，引入了小说中的一个养子的案例。众所众知，李世民家与杨隋皇室有亲戚关系，西魏北周的名将独孤信，是隋炀帝杨广与唐高祖李渊共同的外祖父。作为李渊之子的李世民，需要叫隋炀帝杨广一声表叔。但是，作者发现，在明代演义小说《说唐全传》中，因李渊带着儿子们觐见隋炀帝的机缘，炀帝将李世民收为义子，还将他封为秦王。这样的情节很明显是小说家的向壁虚造，为的也是增加隋唐鼎革之际英雄故事的戏剧冲突。作者认为，“上一个王朝的皇帝把下一个王朝的皇帝收为义子这样的情节设计，可能采自民间传说，是社会心理与民众集体意识的投射”（第3页）。在古人心中，养父养子关系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造就了无数传奇故事。

    在列举了几个类似的案例后，作者抛出了贯穿全书的理论思考：“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父系血统为唯一合法传承路径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并在父权制基础上发展出以宗族关系与皇权承续嬗变为中轴的专制社会治理系统。……但血亲传承依赖生物遗传而有严重的先天局限，不育绝嗣或继承人孱弱败坏的困境经常出现。而且，草根原生、蓬勃多元的社会活力，理论上将被血缘之经阻隔在父宗集团或者说优势家族之外，无法及时得到吸纳整合，以通过温和途径共享社会治理和资源分配，导致社会阶层加速固化，沉滞枯竭，如此，革命、暴乱必来得更猛烈，轻则政权更迭愈为频繁，重则动乱分裂，往而不返，国族沦于小弱衰败。如何有效调整、缓解、转化这个矛盾？ 老祖宗从鬼神到人事一路摸索，捣鼓出一套符合儒家伦理的辅助调整工具，这就是以继嗣养子为核心的拟亲制度，它不仅包括养子的诸多显性形式如异姓收养、以庶为嫡、同宗继嗣，乃至赘婿、招夫、改嫁、兄弟结拜等伴生的丐养关系，还包括天人合一观念之下的天子之道、蓄士养客、宗族部曲、师生门人、主官辟召、赐姓名等隐性的变体。从这个意义上，拟亲制度——养子文化是我们这个以宗法为经的古老东方专制帝国不可或缺之纬，经纬交织，贯穿整个古代历史，实乃‘帝国的纬线’。”（第8—9页）

    作者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几个要点。第一，在宗法制社会下，父系血统为唯一合法传承路径，而嫡子又拥有他人无法撼动的继承优先权，这是“帝国之经线”。第二，这种具有排他性的传承路径具有先天局限，若遇到合法继承人缺失或合法继承人主客观能力不足以继承的情况，就会陷入困境。第三，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总会有能力不凡的社会下层人士尝试攫取上层的权力和地位，这对既得利益者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第四，为了改善原本脆弱的继承方式，也为了吸收来自下层的冲击活力，既得利益者开发出了以继嗣养子为核心的拟亲制度，不仅包括异姓收养、以庶为嫡、同宗继嗣等养子关系，还包括赘婿、招夫、改嫁、兄弟结拜等伴生的丐养关系。第五，考虑到这种拟亲制度的外延，还可以将天子概念、蓄士养客、宗族部曲、师生门人、主官辟召、赐姓名等形式纳入拟亲体系之中。

    也就是说，作者虽然以“养子文化”为题，但讨论的对象不局限于单纯的养子关系，而是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拟亲制度纳入叙述范围，所列举的案例也不局限于先秦至南北朝，只不过这个时间段落构成了作者分章节叙述的线索。以下依作者的写作顺序，继续介绍各章节的重要内容。

    二、历朝历代的拟亲关系

    本书第一章名为“上古养子大起底”，主要介绍了从上古以来，感孕而生子的传说故事。在黄帝、周文王、褒姒乃至汉高祖刘邦等人的故事中，传奇人物的诞生都非比寻常，他们的母亲往往是因日月星辰、足印鸟卵、神龙等神异现象感孕生子。作者认为，这源于古代先民对天人合一的殷切追求，这些感孕而生的奇异现象可视为因天得胎。“在这种基本认识和语境中，其诞自天的古圣先王，遂成为中国上古第一批‘天子’，身负为人世创造福祉的神秘力量和神圣使命。”（第22页）这种特殊的替天所养的养子，可视为拟亲关系的一个变种。

    在本书第二章“创造秦始皇”中，作者重点介绍了作为庶子的秦始皇之父——子楚的发迹史。作为安国君庶子的子楚，本在赵国做质子。商人吕不韦在他身上发现了商机：无人问津的庶子身份背后，还有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无子的重大危机。在当时的宗法社会中，若正妻无嫡子，或可收养庶子以为继承人。在众多的拟亲关系中，这可以视作最为正统的养子形式了，毕竟嫡子与庶子只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这种特殊认养关系的缔结，可实现父宗体系内部在血缘继嗣顺序上由庶向嫡的侧滑或平移。”（第44页）正是这段特别的机缘，使得嬴政有机会成为秦始皇，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帝业。

    第三章名为“起底汉高祖”，从养子问题向外扩展，介绍了通行于先秦秦汉的其他拟亲关系。作者认为，虽然在西汉以前，异姓恩养的情况不多见，但“拟亲关系作为社会阶层的破壁剂和特殊的资源整合配置机制，对任何时代或大型社会组织来说均不可或缺，也不会缺位。宾（食）客、门生、属吏乃至部曲，事实上就是这个历史时期带拟亲性质的庞大社会群体”（第52页）。这一时期的门生故吏与主君的关系，值得我们从拟亲的角度继续思考。

    第四章关注“东汉宦官的拟亲生活”，既是时间脉络的自然推移，也引出了出身于宦官养子家庭的著名“养二代”曹操，为下一章作铺垫。在故事之外，更值得深入探究的是通行于中国古代的宦官养子问题。由于没有生育能力，宦官面临着自然绝后的境地，“但随着宦官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希望拥有准家庭并将功业流传下去的要求便成为皇帝必须给予、社会必须容忍的权利主张，娶妻拥姬之外，养子继嗣，也便成为宦官整合社会资源实现这个权利的直接途径”（第76页）。宦官势力昌盛的几个王朝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唐代后期甚至有绵延百余年、始终身居高位的宦官世家出现，令人瞠目结舌（可参考杜文玉先生《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等文章）。

    第五章以“养子当如曹孟德”为题，重点介绍了三国时期非常兴盛的养子、义子风潮，本书标题提到的“养子代言人”吕布亦在其中。作者认为，三国多养子，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东汉亡于豪族，而豪族集团实质上是拟亲集团，当时力量强大的北方军头，多有豪族背景，少数行伍出身者，则多靠养子、招婿等拟亲关系起家，其中最终代汉的曹魏集团，直接肇基于上一代养子造成的豪族联盟。若说东汉亡于养子，三国乃养子之三国，斯不为过。”（第82—83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备之养子刘封的身上，作者发现了一个“刘封悖论”。古人收养养子有大致四种理由。第一，本人无子，须要养子继嗣，以负担起养老、祭祀责任，并继承财产、爵位，此可谓继嗣型养子。第二，收恤孤儿，使孤有所育，多见乱世，尤其是由乱入治，社会秩序开始恢复、重建之时。这一类型，可谓救恤型养子。第三，个体双方有可以互补的资源，也急需相互利用，缘此结为父子，此即功利型养子。赖以互补的资源，一方多为武勇、财富，一方则是权势、名位。与此类似，约为兄弟、联婚、结盟也是互补的常见形式。第四为娱乐型养子，但此非常人俗人所能为，案例亦较少（第100页）。而刘封本姓寇，为长沙刘氏之甥，刘备收养他时的理由为“未有继嗣”（《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也就是把他当作继承人培养，并为其改姓。但在刘禅出生、地位逐渐稳定后，刘封的处境就尴尬了起来。作者认为，继嗣型养子与功利型养子，虽同为养子，但条件、目的、标准、可能导致的结果等非常不同，甚至存在本质冲突与彼此排斥。刘封的身份、定位、处境一直在继嗣型与功利型养子间摇摆变化，最终导致了因援救关羽不力而身死的结局。作者将这种冲突和排斥命名为“刘封悖论”（第100页）。

    第六章以“南方有孙坚”为题，继续关注三国时代。其中，作者重点讨论了“约为兄弟”的问题。“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世人耳熟能详，作者更进一步，思考异姓兄弟这种拟亲关系为什么会在三国时期变得如此重要。他的结论是，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有力地冲击了由豪强垂直统治、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大庄园，引发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民—移民浪潮，进一步激发平民社会的活力。与此相适应，以平等友爱和互相救济为特点的“约为兄弟”“恩同手足”的拟亲关系得到坐实、发育，并显示出特殊的重要性和普适性，进入历史视境。（第126—127页）

    第七章“燎火记”，主要记叙了两晋和十六国时期的故事。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此前流行乃至泛滥的异姓收养问题，得到了官方的充分重视和反思，“神不歆非类”观念继续强化，无子养同姓旁支昭穆相当者为子的原则、嫡长子或嫡孙在继承序列中优先的原则进一步确立。同时，适应乱世奖励军功笼络宗室、大臣的需要，适嗣继立与通过分户推恩多封子弟的办法往往相辅而用，自魏至西晋行之不衰（第151页）。由于旧传统与新原则的冲突，贾充以外孙为嗣等案，引发了强烈的舆论风波，作者对其来龙去脉作了详细梳理。

    第八章关注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北魏对于继承人问题有较为独特的处理方案。为了防止后族擅权，北魏从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开始，立太子后便会将太子生母赐死，让乳母、保母将太子养大。对于这一特殊政策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内涵，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2003年初版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于同社出版修订本）一书中作了精彩的考察。作为养子关系的特殊种类，本书作者也对这一政策下产生的“母养”问题有详细介绍。

    第九章名为“北方川流”，讨论了南北朝后半段的历史。在本书所框定的最后的历史时期中，之前提及的各类拟亲关系又有生动的展现。例如，作者重点关注了西魏大规模赐给文臣武将胡姓的问题，认为这与府兵制度相表里，宇文集团的拟亲策略乃是一套组合拳（第331页）。

    三、重视通俗读物的学术色彩

    总结来看，马陈兵先生的这部《人中吕布：中国养子文化史（先秦至南北朝）》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时代的贯通性。本书虽框定在“先秦至南北朝”的范围内，但在具体的阐述中，常有提及隋唐以下直至晚近历史的内容，甚至国外的史例也偶见征引，可见作者读书之渊博。而在先秦至南北朝的时代范围内部，作者也常常因主题的需要而前后贯通，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一并叙述，并未呆板地按时间顺序一路下行。

    第二，论说的学术性。尽管本书的基础定位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但作者并不满足于简单的“白话讲历史”，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前文提及的将各类拟亲关系归纳总结、分门别类，就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创意。在“后记”中，作者也有“夫子自道”：“本书主要的学术价值，是首次在史学界明确提出宗法与拟亲互为经纬，成为古代中国专制国家兴亡继绝延续发展的配套治理工具。其次是按时间轴线整理养子史料，并借助拟亲—养子这个视角或者说理论工具，对诸多历史问题、事件和人物进行系统梳理，使之更为明晰，得到更合理、更有力的解读与评价。”（第360页）

    第三，语言风格的丰富性。作者在叙说历史故事时，并不吝啬自己的文采，汪洋恣肆的比喻和联想充斥文间，一方面使得文风变得诙谐幽默，增强了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与作者的学术追求产生了些许冲突。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也需要在略显夸张的文学表述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表达之间有所辨别，并按需吸收。

    一直以来，通俗读物常常被排除于学术体系之外，就算是由知名学者写就的大众作品，学界在是否引用等问题上，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马陈兵先生的这部《人中吕布》，便是带有学术色彩的通俗读物的典型例证，对于学术界的读者来说，需要正视书中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当然，也需要将其放在古往今来的学术脉络中加以考量，才能给出公允的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