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视角书写法国历史

　　■沈坚

　　中国人的法国史研究史

　　在欧美各国中，法国以悠久的历史著称于世。法国虽自高卢时代以来历经不计其数的战争、分裂和外敌入侵，但其文明却未曾经历任何重大的停顿和中断。而自从波旁王朝建立尤其是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近现代法国对日趋一体化的世界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

　　鉴于法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学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并撰写法国史著作。戊戌变法的先驱王韬编写《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康有为编写《法国革命记》，梁启超著有《罗兰夫人传》。民国时期有左舜生的《法兰西战史》（1928年）、金兆梓编的《法国现代史》、冯品兰编的《法兰西史》（1936年）、伍纯武的《法国社会经济史》（1936年）、束世澂的《中法外交史》（1938年），以及沈炼之先生的《法国革命史讲话》（1941年）。这些作品最大特点是服务于中国的救亡，所以作者大多根据中国时务的迫切需要，针对性地选择法国历史上的若干片段或事件，用以鞭策国人。换言之，它们政论色彩过浓，科学性则稍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发展阶段。中国法国史研究的几代学者在通史编著和专门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建树。张芝联先生主编的《法国通史》（1989年）、陈崇武先生的《罗伯斯比尔评传》（1989年）、沈炼之先生主编的《法国通史简编》（1990年）、郭华榕先生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史》（1991年）、楼均信先生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1996年）、高毅教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1年）、沈坚教授的《当代法国：欧洲的自尊与信心》（2000年）、吕一民教授的《法国通史》（2002年）、陈文海教授的《法国史》（2004年）、王养冲教授和王令愉教授的《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2007年）等通史教材或断代史论著大大提升了法国史的研究水平，并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好评。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著作通常侧重于论述近现代法国的政治史，而对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层面关注较少。通史著作由于篇幅的限制，均有自己的侧重，大部分著作对法国古代史和中世纪的研究比较欠缺，在观点材料方面也有许多需要完善和加强的地方。断代史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没有法国古代和中世纪的专门史，也缺少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断代史，法国大革命的专史也仍然不完整。不过，中国法国史学界三十多年的努力为我们的综合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这十多年，国内涌现出一批法国史研究的生力军。他们均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并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凭借出色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填补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并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在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中世纪、旧制度、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一批见解独到、研究深入并能紧跟学术前沿的专著和论文。他们的研究已经大大丰富甚至修正了我们对法国史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给学界和读者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法国人如何书写本国史

　　法国很早形成了撰写自己国家通史的传统。中世纪主要有编年史或大编年史的形式。到了近代，法国通史的编纂成为法国史学界寻找民族起源和民族身份、凝聚法国国民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米什莱的《法国史》（1882年）充满着浪漫情怀。拉维斯主编的25卷本的《法国史》（1911）成为法国爱国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作。年鉴学派盛行之时，法国史学界希望重新解读法国历史，但布罗代尔只完成了部分（《法兰西的特性》）。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涌现出多部法国通史著作。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通史：从起源到当代》（1970年初版，2001年再版），内容全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著者过多，风格不统一，有些叙述前后不够连贯。1980—1990年间，法国著名的阿歇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法国史，著者为杜比、拉杜里、孚雷和阿居隆等名家，共5卷（拉杜里撰两卷），由于名家云集，该书影响较大；缺陷是没有史前和古代部分，中世纪部分叙述较弱，过于强调政治叙事，而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关注较少。差不多同时，1984年至1992年，皮埃尔·诺拉主编了7卷本的《记忆的场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来描述法国历史。该书选取法国历史上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象征物、公共活动、节日、文化现象等，编织起历史记忆的经纬，以记忆史和表征史的视角，论述了法国历史的形成及其在法国人心中的记忆、形象和表征，但只及于此，并没有过多地从社会、经济的层面谈论。199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保持民族身份的重要性，一些通史著作陆续问世。其中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以及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撰写的2卷本《新法国史》文笔生动，带有通俗著作的特点，材料较新，但对近现代部分写得比较简单。2003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也写了单卷本的《法国史》，有意思的是该书将法国史分成两种体裁来写，第一部分是叙事式的，他称为“民族小说”，第二部分是分析式的，着重揭示法兰西带有特征性的历史专题。2012年，乔·科尔奈特主编的《法国史》长达13卷，叙述的内容远比此前的著作广泛与详细，而且每卷也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叙事式的，第二部分称为“历史学家的工作间”，对历史的疑问进行分析和解答。不过该著依然没有涉及古代部分，起始时间为481年。而且由于涉及面过多，各卷作者基本自行其是，存在不少前后不一的情况。

　　法国新通史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时代的局限性。譬如，偏重政治史研究，对社会史、经济史的重视程度不够。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史在法国史学界得到全面复兴，政治史家也逐渐取代了年鉴学派的领袖地位。这一点在法国通史的编撰中亦表现得特别明显，孚雷、阿居隆、皮埃尔·诺拉以及乔·科尔奈特等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政治史家，而鲜有一流的社会史家或者经济史家介入其中。又如，浓厚的现实主义导致法国通史的侧重有些偏颇。法国学者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从历史当中寻找当代诸种社会问题的起源及其解决办法，所以用大量的篇幅梳理对时下法国具有现实意义的民族史、移民史、身份史、表象史、宗教史，却对曾经在历史上起支配作用的社会经济因素言之甚少。譬如，工业革命及其对法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在新通史中的比例就少得可怜。

　　中国学者撰写法国通史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国学者在撰写法国通史时，仍有不少改进和提升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纠正法国学者过于重视政治史的倾向。而且，由于法国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当代法国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和我们中国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必然大相径庭。这也是我们不能仅仅照搬或者简单地翻译法国通史著作的重要原因。

　　一言以蔽之，撰写一部能够系统介绍法国全史、体现中国法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通史著作十分必要，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一，中国法国史学界在学术上需要对前期成果进行总结和提高，以增强中国法国史工作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曾就撰写多卷本法国通史召开过协调会，并依地域进行了分工，但终因工程浩大、单位分散，而未能完成。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法国史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需要对前期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的成果，形成一部多卷本的、凝聚中国法国史研究学者心血的法国通史，向世界展现法国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第二，能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近代法国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最为相近：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很高，工业革命起步相对较晚，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国民的政治敏感性较强，以及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许多人也因此把法国称为“欧洲的中国”。然而，这样的法国却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社会、科技尤其是文化、思想、艺术等领域能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有我们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同样面对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突出、民族关系复杂等问题。总之，曾经和当代中国如此接近的法国的现代化经验和教训，必定对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重要启示作用。

　　第三，对于中国理解法国和欧洲乃至全球的新格局有积极的意义。法国是西方大国，深刻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实。

　　《法国通史》的主线和特点

　　我们集中了中国法国史研究的重要骨干，花费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六卷本《法国通史》的撰写。我们聚集了国内在法国史领域非常活跃并成果卓越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非常宽阔的学术视野，外语水平好，与法国学者交流频繁，同时对写出一部中国特色的法国史充满渴望。他们和我们这部著作一起成长，在通史编撰的过程中，他们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反过来又保证了本书的学术水准。

　　这部著作虽为通史性质的编撰，力求史实的详备，但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事实陈述，而是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及其演变这一主线展开，紧扣三个重要的主题：一是法兰西共同体的诞生；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表现形式、内在特质及其历史意义；三是，世界格局视野下法国的国家命运与现实挑战。

　　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的观点和视野，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宏观梳理和重点研究融合。在系统地叙述法国历史基本脉络的同时，着重分析法国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种理论困境和现实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谋篇布局上，以时间轴为序的纵向历史为经，以深入分析的专题研究为纬。通过纵向时间的叙事，清晰展现法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专题研究，突出问题意识，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第二，历史叙述和历史批判结合。这部通史不仅对法国历史进行相对客观、公正的书写，而且还对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欧洲中心观”“欧洲优越论”“西方民主普世化”等观念进行科学的和历史的批判。

　　第三，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怀统一。这部通史不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秉承“经世致用”的原则，对当代中国特别关注的课题，如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世俗国家与宗教自由等重大挑战在法国历史上的诸种表现，进行专门的研究。

　　第四，团队合作和个人创作兼顾。这部通史是集体项目，在编撰过程中，观照了整体研究的框架，确保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得到全面的叙述；同时，允许课题组成员发挥各自特长，将其独到的个人研究整合到通史编撰中，并允许个人写作风格的适当发挥。

　　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法国通史》也背负知识普及的作用，相信它有助于提升公众关于欧洲问题的知识水平，激发他们对国际问题的兴趣。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法国通史》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