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比较和文明的交流

    ■金永丽

    作为研究世界史和印度史的学者，拜读完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新译本）后，确有心得分享。这部著作全景式考察了人类从史前时期到21世纪初期的历史，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历史演变进程的和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全书行文通俗易懂，译文准确流畅，无论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还是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都可以从《全球通史》中收获知识与灵感。

    《全球通史》是一部将文明史与世界通史的视野相结合的经典史学著作，作者关注不同文明与地区的历史变化，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这恰好与吴于廑和齐世荣的《世界史》（6卷本）序言中阐释的横向联系与纵向联系观点相契合。公元1500年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是按照文明史的模式来书写。公元1500年之后的历史则大体上按照世界通史的写作方式谋篇布局。在书写公元1500年前诸文明的历史时既关注各文明的独特性，也对不同文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比较，同时又关注外部因素对各文明的影响，展现了真正的全球视野。

    此外，《全球通史》重点阐释了技术与科学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社会也至关重要。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自从人类历史之初，人类的活动范围就取决于技术水平……到古典时代，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文明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区。……铁器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应用，成为推动重大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他谈及技术进步对于西欧扩张和十字军东征的贡献，指出：“没有之前的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普遍的活力，十字军东征也就无从谈起。”“西方的海外扩张也直接得益于持续的技术进步，尤其是造船、航海仪器和技术以及海军军备上的进步。”他特别指出，近代以来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对非西方民族影响甚微，因为非西方民族在这些领域同样成就斐然。但双方在科学技术领域却彻底拉开了差距。只有西方人掌握了大自然的奥秘，进而取得了物质进步。作者相信，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动力，使得“现代早期的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家凭借不断的技术创新和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经济，而当今的资本家凭借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着世界经济”。这些论述，也为理解科技高度发达的这个时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重视科技发展及其影响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文关怀。比如作者引用爱因斯坦的话：“为了使你们的工作能够增进人类的福祉，仅仅了解应用科学是不够的。一切技术努力的主要注意力必须始终放在关切人类自身及其命运，关切劳动组织和产品分配等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以便使我们心灵的创造物给人类带来幸福，而不是灾难。当你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须时刻牢记这一点。”

    在写作方法方面，比较法的使用贯穿全书，其中既有西方和东方各自社会内部的比较，也有东西方之间的比较，还有过去和现在的比较。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与印度的历史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印度与中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中国，大一统帝国的长期统一间以短暂的分裂，而印度正相反，短暂的统一之后是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种统一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印度文化强调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国家”。此外，他也提及孔子思想与柏拉图思想的相似性，指出孔子像柏拉图一样，相信“贤人才是理想的国王，也就是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等五种最基本的品德’”。当他谈及蛮族入侵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时，认为其恰如游牧民族对中国汉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的影响。他还把朱熹在儒家世界的影响力与阿奎那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像媲美。通过这种对比，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不同历史事件发生背后的深层因素，从而强化对世界历史的认知和记忆。

    在谈及俄国在历史上的扩张时，作者通过对美俄近代史进行比较，认为“正如边疆在美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样，边疆成为一条贯穿整个俄国历史进程的主线”。在谈到苏联面临的民族问题时，他对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也进行了比较。他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时，很多民族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独立国家；而美国虽然也有众多民族，但却没有民族要求独立。他对这种巨大反差的解释是“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而美国则是一个民族熔炉”。他认为几个世纪前俄罗斯人征服邻近民族、将之纳入一个帝国时，“这个多民族帝国就像由许多不同颜色的玻璃片拼接在一起的马赛克。正如马赛克的每块玻璃片有不同颜色，沙俄—苏联民族联合体中各民族也都保留了自身的民族认同”。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大国关系也至关重要。

    《全球通史》对商人群体及其影响力的分析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论述中国的商业时，提到在宋代，海港和海路取代了古老的陆上商路，第一次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这一时期中国人不依靠外国中间商而直接从事大规模海外贸易。他认为宋朝的中国本来有朝着海上强国方向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前景未能成为现实，他认为虽然尚不清楚颁布禁海令的确切动机，但“它表明中国商人完全不具备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世界各地商人地位进行了简单比较，提出了如下论点：“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商人完全没有机会升任要职。中国是文臣主政，日本是武士治国，马来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人国家是地方贵族把持政务，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换言之，只有欧洲商人在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逐步获得了政治权力”。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宋代的商业革命并未在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效应，而西方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带来了爆炸性的影响。作者还分析了其他社会商业群体的地位及其影响，比如他谈及近代“土耳其对经商毫无兴趣，还看不起商业活动……由于土耳其没有类似的商人群体，寥寥可数的改革倡导者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追随者”。他认为“日本的商人阶层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经济实力……在西方入侵的关键时刻，这个阶层的势力正在迅速壮大”。他还认为“巴尔干半岛的商人阶层等特别容易接受和赞同西方观念和制度，是推动土耳其内部西式改革的重要力量”。

    斯塔夫里阿诺斯非常看重文明交流与互鉴对文明发展的重要性。他谈到：“希腊古典文明并非全然出于原创，每个文明都大量借鉴了既往文明的成果，中东文明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借鉴对象。不过……希腊人在借鉴这些成果时都烙上了独特的希腊精神印记。”此外，他指出“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使得一大批中国发明得以广泛传播，尤其指出波斯伊尔汗国同时受到东方和西方的影响，其中来自中国的重要影响之一在于绘画：“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细密画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他在第十七章最后的“历史的启示”中指出：“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在于环境的开放程度。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机会越多，取得进步的可能性越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上述观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做了很好的注脚。当前，人类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比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疾病流行等，只有加强合作与交流，人类才有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