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
日记出版越来越具规模,不算影印本,经整理的丛书就有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现代日记丛刊》,凤凰出版社的《晚清珍稀稿本日记》《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图丛书·日记编》等。今年出版了三部学人日记的整理本,而其人其书或经前辈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点评,或跟他有直接交集,因借张先生来贯穿着略作介绍。
《李慈铭日记》(全十四册),卢敦基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晚清名士李慈铭(1830-1894)的日记堪称中国日记名著中的名著,他的名垂不朽就因为他留下了这四十年的日记。张舜徽先生《清人笔记条辨·越缦堂日记》称:
凡李氏二十六岁至六十一岁时行事本末、治学功力,以及所为诗文书札,悉载于是。上自朝章国故、奏报邸钞,下涉声色征逐、人物抨弹,亦细大不捐,雅俗并陈,可云猥杂,识者病之。然李氏一生读书数十年,考论推求,自多创获。苟能去粗收精,足备一家之义。近人所编《越缦堂文集》及《读史札记》,悉自此编辑出,可以知其包罗宏富,无所不有也。
李氏博览,而眼光高,心气傲,脾气大,下笔狠,以好骂人闻名,因此很容易让无关者觉得痛快,让有关者觉得不痛快。湘人张先生看到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丑诋湘学时,不禁义愤填膺:
李氏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及读郭筠仙《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按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索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
痛斥其褊狭已甚,辞色严厉,几近以李氏之道还治李氏之身。而湘学固自有特色,然论及传统文献研究则确未足与江浙比肩,章太炎亦有过类似的评断。张先生难免有为乡人出头争胜之嫌。不过在《清人文集别录》的宁乡学者黄本骥《三长物斋文略》条下,我们又看到作者对湘学的反思:
经史之学,黄氏所得至浅;论及诗文,尤多偏见。生乾嘉诸儒之后,未能读戴、王、孔、江诸家书,乃亦侈谈韵学,思自出己见,别为部类,益见其心勤而事左。……观于是编,而知湘学之不竞,有自来矣。余昔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见其中有“总之湖南人不知学问也”一语,窃深耻之,且痛诋李氏之妄,今乃始悟李氏实有所见而云然,不容吾辈为乡曲讳也。
自蔡元培主持推动的李氏日记影印本出版,不胫而走,鲁迅、胡适都留下了披览的记录。除了张氏提及的王重民辑出了其中关涉史学与文集的部分,云龙所辑《越缦堂读书记》流布甚广,近年又有张桂丽辑校的《越缦堂读书记全编》、张寅彭等辑校的《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等。但全部日记的整理这还是第一次。附带一提,今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邓正阳的《李慈铭交游人物生卒年表》,编者研读李氏日记十五年,对李氏所交游的二千四百余人详记字号、籍贯、生卒,标明文献来源,列成一目了然的表格。北京大学张剑教授序称得此以读日记,“或可收丝线贯珠、事半功倍之效”。
《萧穆日记》(全六册)蒋明恩等整理,凤凰出版社2024年5月版。
少李慈铭五岁的萧穆(1835-1904)不是李慈铭那样的名士,但却是早年就让曾国藩刮目相看的“读书种子”,是晚清卓有成就的文献学家。他的《敬孚类稿》早已有校点本,而他被收藏在上海图书馆的72册日记稿本则是首次整理面世,整理本前言称:“该日记起自咸丰六年(1856),至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四日讫,历时四十馀年而未断(咸丰六年至九年以及光绪二十八年等五年日记稿本散佚),乃晚清桐城文献学家萧穆一生重要经历、见闻之记录。因为萧穆社交广泛,识见渊博,一生活动主要围绕书籍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展开,又久居晚清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故其日记内容极为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与史料价值。”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敬孚类稿》称:
其友陈衍,称穆节衣缩食,益以卖文所得,一用市书,日夜考求,遂熟于目录、版本之学。……得秘本,校勘迻写,夜静目昏不少休(见陈氏所撰传,载《石遗室文续集》)。
转述陈衍所言,只能算是传闻,《日记》则提供了连篇累牍的活例,如1898年10月13日“乃入市”:
过书摊买得道光间陶五柳刊司马文正公《太玄经集注》四本及武亿《群经义证》中《春秋左氏传》一本,李赓芸《炳烛编》一、二两卷一本,又朱述之《金石记》一本,到千顷堂买得日本刊吴县吴志忠《四书集注附考》一本,宋人柯山毛居正《六经正误》四本,乃翻通志堂本,便阅也。
又过一二书坊,乃到法市朱楼小息,乃回馆晚食。夜阅书久之乃卧。
没有读李慈铭斩钉截铁的论断时的刺激,但勤勤向学、孜孜不倦的画卷或许仍能让百年以下的读者感到钦佩甚至受到感动。
《杨树达日记》(全九册),莫晓霞等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晚萧穆半个世纪的杨树达(1885-1956)是现代学术大师,据其日记编订的《积微翁回忆录》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杨树达文集》,2007年由其后人据日记稍作增补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而2021年,日记中的两册(1948—1954)经杨氏后人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由于杨氏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以及仅从其已刊部分亦足见其内容的丰富,表达的直率,让学人充满了期待。如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五十三册近半个世纪的日记整理本终于问世。
张舜徽先生《积微居文集别录》叙“树达终身坚学不倦,于读书外无他嗜好,斗室中手一编,数十年如一日”。他的一生基本是读书的一生,研究的一生,教学的一生。而张舜徽先生正是颇受他提携的后学。张氏《湘贤亲炙录》有专门记述;从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杨氏日记中也屡有关涉张氏的记录。如1946年4月,杨氏既对张著《三礼郑注义类》《清代扬州学记》颇致佳评,又记:“余谓舜徽君已粗具门庭,但须更加精密耳,舜徽颇以为是。”对后学既不吝赞誉,亦恳切劝诫。作为好老师,他对可堪造就的后学称得上循循善诱;作为名学者,他对不以为然的同行也屡屡出言不逊。
晚年他赶上了新时代,免不了遇到新问题。1952年古汉语与古文献一代宗师连日学习《联共党史》,自以为“时有开悟,心性为之小变,此进步处也”。而读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今通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整理本误标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则“以难解,旋置之”,既可见朴学家的实事求是,更可见老先生在时代变化中的遭际,这等细节也体现出日记的可贵。
稿本整理问题复杂,历时长、牵涉广的大部头日记尤其麻烦。三部日记的整理者不约而同地表示疏漏错误难以避免。以前跟李慈铭日记同为晚清四大日记的翁同龢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仲伟行的《〈翁同龢日记〉勘误录》,再后来又由中西书局出版了翁万戈主编的校点本,由此亦可见日记整理的不易。包括这三部新印的学人日记在内的同类出版物,或都可以广泛吸纳读者的意见,再做进一步的打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