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大众化，大众读物学术化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每到岁末年初，各大出版社或行业报刊杂志，总要推出年度优秀书目，供读者阅读参考。商务印书馆在今年出版的一千五百多种新书中，遴选学术类和大众类优秀读物各五十种，都是叫人爱不释手的好书。德国学者鄂图著《双城史》（林中泽译）是一部从亚当到他的时代为止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里所说的“双城”，指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上帝之城追溯到创世之初，世俗之城追溯到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中间经过希腊、罗马文明，一直延续到作者著述时代（约1143-1147年）的基督教文明。阅读这类著作，总会让我们思索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的写法。在中国，史学著作除了纪传体外，还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像《双城史》这样的著作，既有纪传体的特色，又融合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特长，可以为我们的史学著作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解读柴尔德”四种，总结柴尔德（1892-1957）对于史前史考古的重要贡献以及让这门学科取得重要进展的方法论意义。《史前史学家柴尔德传》附录柴尔德撰写的《回顾》《展望》《告别》等“绝命三书”，系统地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学术思想以及未来期待。他充分注意到“生产资料”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条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的应用是影响历史变革的最重要因素。《展望》说：“史前史学家与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其目标不仅仅是描述，还要包括解释；历史描述同时也应该是解释性的。”这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中华书局的图书依然以传统文献的整理研究为其特色。陈寿祺、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马昕、米臻点校，2024年版）较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内容更为丰富，论断更为明晰。诚如点校者所言，今人每每认定学术著作有后出转精的趋势，其实未必如此。我赞同这样的看法，正如老者的学术未必优于青年。刘冠才《北朝通语语音研究》是一部汉语语音史的断代研究，围绕着中古北方语音从最初的“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到最终趋于汉语共同语的发展等问题，做了极富说服力的论述。

    我向来比较关注凤凰出版社、黄山书社的图书，这缘于多年的学术联系。我在凤凰出版社主持的“杜诗宋元注本丛书”，今年又推出《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彭燕、胡永杰点校）。《中古姓氏佚书辑校》（李德辉辑校，2024年版），也是我感兴趣的著作。该书辑录了一百五十余种已经散佚的族谱家传，又注意到史书中的引录和政典（如《通志·氏族略》）中的文献以及宋、元、明三代文集中的相关资料，汇为一编，极便阅读。自2014年出版《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之后，历经十年，现已出版十辑，收录各类史料一百多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行走的印迹》（安平秋著，2024年版）记录了作者数十年古籍整理工作方面的心得，高屋建瓴，内容详实，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黄山书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出版“安徽古籍丛书”，其中集部文献蔚为大宗。明代徐元太编《喻林》（彭君华等校点，2022年版）分门别类地辑录了历代文献中的格言警句，既有修辞学意义，也有史料价值。编者多次引用《文心雕龙·隐秀》篇，就是没有涉及所谓佚失的半版四百余字。看来，后人质疑，并非无据。《张潮全集》（刘和文点校，2021年版）记载作者遵循父亲教诲，“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不仅自己创作，还编纂了丛书《昭代丛书》《檀几丛书》及杂传《虞初新志》、清言集《幽梦影》等。《幽梦影》载：“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这都是有得之言，富有启发。作为出版家，张潮向各方人士推荐作品，征集稿件，编纂丛书。这些征稿信提供了很丰富的信息，如清初与国外传教士的交往，第三册第59页《与西洋学士毕铎民》论天体浑圆问题。又如第三册第215页致戴名世信，对戴名世希望收录《孑遗录》予以婉拒。他说：“缘拙选名《昭代丛书》，故不便以明季流寇之惨录入，是以未获借光耳。”由此看出，《张潮全集》的最大价值是刊刻了自己给友朋的书信《尺牍偶存》和朋友给他的书信《友声集》，是研究中国出版史的重要资料。可惜缺少人名索引、书名索引，颇感不便。

    从今年阅读经历看，当前出版界有两种发展趋势或可一议。第一个趋势是文集出版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精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学术多已定型，成就业已公认。《罗宗强文集》《傅璇琮文集》《项楚学术文集》（中华书局），《孙机文集》（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杨泓文集》（文物出版社），《宛敏灏文存》（黄山书社2024年版），还有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孙昌武文集》等，是为其中代表。《孙昌武文集》收录孙先生成名著《柳宗元传论》等二十六种论著，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文化两个方面。与此相关，仰望前辈的深情文字亦汩汩而出。继《从师记》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问学记》（扬之水著，2024年版）和《进学记》（黄仕忠著，2024年版）等散文集，为冬日带来温馨的气息。

    第二个趋势是学术著作大众化，大众读物学术化。也就是说，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殊途同归，渐趋一致。正如本文开篇所说，近年引进出版不少国外史学著作和人物传记名著，其写作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这些著作，行文流畅，观点鲜明，个性突出，学术同行、普通读者，都能从中读出新意，受到启发。国内同行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孙昌武先生的《佛教文学十讲》《道教文学十讲》采用论述与作品选读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宗教文学的发展线索，要言不烦地评骘宗教文学的经典作品，是孙先生对佛教文学、道教文学研究带有总结性的论著。陈洪教授《结缘两千年：俯瞰中国古代文学与佛教》（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也是这样的著作。该书所立九题，由博返约，从宏观角度给读者朋友展现佛学与文心的诗情画意。虽曰宏观，又处处从具体细微处入手，精心结撰典型材料，娓娓道来，如杖击林木，似手弄流水。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天地沙鸥：杜甫的人生地理》（聂作平著）、《前度刘郎今又来：诗豪刘禹锡的快意人生》（肖瑞峰著）、《坐看云起时：王维的三十二相》（王志清著）、《醉白之路：品读白居易》（陈才智著）、《二十四节气里读懂中国》（郑逸文主编）等三十多种系列论述，雅俗共赏，颇具学术与普及兼善的价值。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预示着我们的图书市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很多学者已经逐渐地走出象牙塔，让学术接地气；另一方面，广大读者也已不满足于一般知识的了解，更渴望综合耐读的著述。可以预期，图书市场的发展变化必将推动学术研究的转型，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