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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
今年是康德诞辰三百周年。一是想回顾一下康德对我的影响史；一是想思考一下康德哲学中我还想继续弄清究竟的几个问题——首先是“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重温了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但主要还是细读他的道德哲学、他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以及论宗教和实用人类学的著作。我想分析人性这个问题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与涵义，以及他的历史目的论和永久和平论的设想。为了把握康德哲学的全貌，也重读了《批判哲学的批判》，我迄今还认为它是汉语学界对康德的最全面的一个述评。但中国对康德全集的翻译和主要著作的重译，以及各项专门的研究，比起我在近三十年前写《康德论改革与服从》时，的确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我在研究罗尔斯的博士论文与《良心论》中都受到了康德的深刻影响，大概也由此确定了我在伦理学领域中的一种温和义务论的基本立场，当然，由于我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我对绝对命令在实践的应用有些心存疑虑。我也强调恻隐之心在道德实践中的源头动力作用。今年重温了康德的著作之后，我想我对康德的第四问——“人是什么”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我想它是一个总结性的问题，康德已经在他前面的著作中对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及其局限性、人的道德意志及其独立性乃至审美有了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是晚年才提出这个问题，他对人的情感与欲望、以及信仰的地位论述不够，尤其是对经验性的知识总结不够，这当然与他对经验的轻视有关，但也有精力不济的问题。我依然欣赏他对人类目标和世界和平的祈愿，以及对于道德法则的坚持，但是，也发现他的“历史”目的论容易产生两种反转，一是从个人的事实目的向整体的理想目的的反转，这当然是他自觉的；但还有一种反转却可能是社会的实践结果对理想目的的反转。当然，康德其时所憧憬的人类目标还不是那种完全脱离人性的乌托邦目标。
伯林也是我过去读得比较多的一位思想者，阿伦特的几本重要著作也曾寓目。而今年翻译过来的一本新书《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版）重新引发了我读这两位思想家的兴趣。它的写作角度很有意思，是评述和比较这两位观点其实还比较接近，年代基本重叠，身份和经历也有许多相合之处，但却终生不和的两位思想者。
为此，我回过头去翻阅了她（他）们两位的一些著作，尤其是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深刻涉及了人性问题：为什么会有一些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同时又有另外一些人的“妥协乃至助恶之庸”？ 这当然和康德所说的“根本恶”（或应译为“彻底恶”）相关，正因为有了那种极权和暴力的统治和社会环境，才有了前两种附庸的恶。以上两位思想者对出现在20世纪的极权主义都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她（他）们的思想其实在许多方面还可以互补。对于她（他）们的自由观、政治观和人性观，我可能会更认可伯林一些，但是，对于他（她）两人的不和，从这本书来看，我觉得伯林也许应该更受责备一些。但是，这更可能是一个旁人无法求全责难的问题。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的友谊是理想，但现实却就是如此发生了龃龉。这其间可能还包含了我们外人无法完全得知的种种误解和阴差阳错。
我个人以为读书还是要尽量读自己所关心和娱心的领域中最好的著作。与其读一些不是很棒的最新著作，还不如重读一些很好的经典。克里斯蒂是我在侦探小说中的最爱。我读她的几乎全部侦探作品已有三遍，今年又差不多全听了一遍，这也是因为我的眼睛出现了问题而不得不多听书。我也围绕着她的小说提出的问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她的《无辜者的磨难》提出的问题：我们都追求正义与爱，但是不是也偶有“太多的正义、太多的爱”的时候？ 另一篇是《长夜》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天生的恶人？”
对东野圭吾的小说也是以听为主。东野圭吾的题材更为开阔和新颖，尤其是他的不少小说反映了高科技对社会生活，包括犯罪行为的渗透。他的侦探小说我以前也大致读过一遍，这次又重点听了他的四大名篇：《恶意》《白夜行》《嫌疑犯X的献身》和《无忧杂货店》，思考了从行为上观察到的“善恶对峙”和在行为者那里存在的“善恶一体”的问题。另外，也通过听《沉睡的人鱼之家》《变身》《分身》《秘密》《拉普拉斯的魔女》等小说，思考了其中所表现的人的身心问题。
正如我注意东野圭吾小说中的新鲜内容，阅读也还是要不断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比如高新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那是千百年前甚至数十年前的经典都无法提供的。这些领域也还没有形成明确公认的百年以上的经典，但却有很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今年我在这方面阅读的一个主题是有关动物与人和机器的关系。我读了钱永祥的《人性的镜子》（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年4月）、努斯鲍姆的《为动物的正义》（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4月），以及《智能新物种》《兽·机·神》等。还读了杰克·伦敦的几本有关动物与人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白牙》等。我一直在探寻人和动物沟通的可能性和限度，现在还要加上“行动的世界”中新出现的智能机器。我以为要提高我们对动物痛苦的敏感性，但是，在目的上是否要提出全面的更高目标，并主张应将其视作正义的普遍共识而非一种支持理论却有疑问：这会不会是一方面拔高对人性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又贬抑了人性？ 但我们与动物毕竟还是可以有一些沟通的途径的，而与智能机器的情感与心灵的沟通却看来不得其门而入。我也读了一些有关“虚拟现实”的文献，感觉被一些人寄予很高期望的“虚拟现实”在一些方面也许能扩大我们的生活视野，但同时又很可能会限制我们的真实生活世界，让我们“龟缩”在这世界的虚幻一隅。
今年我读书其实并不太多，读的还多是旧书。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今年成了一个“赛博格人”，不宜太费眼和费心。这不多的阅读中有些也还是为了结合写作和讲演。但自己勉励自己，即便不能读多，也还是要坚持阅读——不一定都要是纸质书，甚至不一定要是读而是听，总之要保持一种与好书接触的习惯。我倒不觉得几天不读书，就会变得“面目可憎”，但是，我想《返璞归真》《卿卿如晤》的作者路易斯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假如你被诱使去搁置你的全部理智活动及审美活动，那么，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你用某种更为低劣的文化生活取代了更优秀的。事实上，你不会什么都不读……假如你不读好书，你就会读烂书。假如你不做理性思考，你就会做非理性思考。假如你拒绝审美满足，你就会堕入官能满足。”而他的书也是我经常放在床头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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