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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莉
教书这么多年，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开学第一天发课本时，总有些孩子拿起语文书就读下去，而翻阅其他教材的则相对较少。但是真正上起课来，语文课上走神的、写别科作业的学生反而更多。这和我国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主要采用“文选型”编排方式有关，教材内容以选文为主，本身并不外显出严密的知识体系。学生但凡有阅读习惯，拿起语文书来，就会像阅读任何选本一样，要么从头到尾地读下去，要么挑着自己感兴趣的那几篇文章读起来。就语文学科而言，学生自读课本和跟随老师上课学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事关阅读能力到底该如何提升，这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在北大中文系100周年系庆的大会上，系友刘震云回忆起当年袁行霈老师给他们讲《琵琶行》的情景。袁老师讲到最后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 江州司马青衫湿”时，深情地说：“同学们，哭几回才能把青衫给哭湿啊！ 不是衣袖湿，不是手绢湿，是青衫湿。”过了三十多年，刘震云仍对这句话记忆犹新，仍记得那个时候“袁先生的眼中充满了泪光”。我在高中也讲《琵琶行》，当我把这件事讲给学生们听时，阅读能力的差异立刻就显现出来。最高层次的，是如袁行霈老师那样的读者，能在最朴实无华处读出丰富的意味，自己深受感动。
应该说，具备这样感悟能力的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完成更多的不是输入的学习过程，而是输出以及基于输出的高层次思维碰撞带来的提升。这样的学生，有着更强的自学能力，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读得更多一些、更广一些、更深一些，而老师最应该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阅读内容，然后让书籍本身成为他们的老师。
然而，选书选文并非易事。受个人阅读视野和欣赏趣味所限，想为学生打开广阔的阅读空间，往往力有不逮。更何况这里还有欣赏判断水平高低的问题。好的教师最诚实的做法，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些大家开列的书单，并推荐学生阅读一些比较经典权威的选本。
早在1924年出版的《作文论》的开头，叶圣陶就提出了“普通文”与“文学”的区分问题。关于“普通文”与“文学”的划分标准，叶圣陶列举了两派的意见：一是胡适在《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里所说的，“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一是“以为普通文指实用的而言”。但这两派的意见，叶圣陶都不能接受，他选择了囫囵：“既然普通文与文学的疆域不很清楚的，从作者方面想，更没有划分的必要”，因此，“则何如索性不要分呢”，希望“不论想讨究普通文或文学的写作，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益处”。这与他1922年所拟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草案）》里对“本科要旨”的定位一致——“借以较充分的练习运用文字的能力，并涵养文学趣味”。
但1940年代，叶圣陶在总结自己的国文教学观念时，将读写能力的培养视为国文教学最核心的目标。他认为，就国文学科的独特性来讲，内容是不重要的，“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重要的是“技术的训练”。（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这一观点在1930年代叶圣陶参与主编的两套国文教科书《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此时，再回到《新学制初级中学用国语教科书》，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丰富性。这套教材，是依据叶圣陶于1922年拟定的壬戌学制的语文课程标准《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草案）》编纂而成。那个时期，叶圣陶在文学创作上颇为活跃。1921年他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念，次年便完成童话《稻草人》，并出版小说集《隔膜》。其作家身份，使得这套教材的文学味更足。教材尤为注重选文内容对学生“现代精神”的塑造，大胆选用当时最新的新文学作品，编者的文学品味与眼光是有保证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叶圣陶为了让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古文，特意将第一、二两册中的文言亲自改写为“白话”，用的都是很漂亮的语体文，亦是难得的经典。
经典的教材不仅是学界研究的宝贵资料，通过恰当的编辑与补注，它们完全可以成为直接指导学生的“不言之师”。
（作者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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