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集伟
庄建新著《夕拾朝花》的附题是“我眼中的中国出版四十年”。落实到书中,“四十年”被划分为“文脉地标”“远思怀人”“缈逸留香”“出版之思”四辑,这种维度之经与40年光阴之纬交织汇合,近半个世纪中国出版的大体轮廓也便尽收眼底:有名社大社,有名流巨擘,有传世佳作,有省思忖量……在视觉文本称孤道寡的当下,这种以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身份完成的文本汇集弥足珍贵——它无声但精确,简略且细密,它当然也会以散金碎银的方式存留于原刊样报、原刊电子版的文件档案之中,但完全隐没其快速检索、主旨揽阅的便捷将不无遗憾——出版一事,犹如涉及广泛的文化地图,要星罗棋布,也要万水千山。用作者“后记”中的话说,本书所记录的“昨天真实的文字是有价值的,昨天的样子值得被记住,因为,昨天的那些人和事,是我们走到现在和通往未来道路上的标志物。”(P500)
“远思怀人”部分收入作者采访过的十余位出版、文化机构领军者,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人陈原。陈原先生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等要职,在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有广泛影响。除身兼学术研究、出版专家等重要身份外,更具建设性的是他以倡导者、操盘手角色所达成的多项重大文化工程:他主持《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辞源》等重要辞书的出版,他主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策划和出版,他策划并实施《赵元任全集》的出版——这些文化工程均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拓展、奠基之作:《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被誉为此后众多汉语词典的“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被誉为具有国家学术文化基本建设意义的工程(P185~190)……这样的出版“领军者”其实也是拓荒者、探路者、领跑者和开创者。
“缈逸留香”部分收入作者对二十余种重点出版物的报道。这些出版物中有原创,有引进,有典籍,有新学。1980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正式签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出版协议书。1985年9月,“简明不列颠”中文版1-3卷出版;1986年9月,“简明不列颠”中文版10卷出齐——支撑这项浩瀚的文化工程的是站在幕后、对整个译介流程融入心智和热爱的一众文化精英——那是“一长串在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费孝通、冯友兰、朱光潜、陈翰笙、季羡林、夏鼐、林亨元、郑森禹、冯亦代”,“他们中有的心灵尚留有浩劫年代的创痛,有的多少年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有的是从劳改农场径直来到编辑部的”(P275~276),他们希望参与建设“简明不列颠”这座“没有围墙的大学”,让这座恢宏的纸上的图书馆成为中国年轻一代的良师益友。
“出版之思”部分收入作者对七则出版纷争的记述和思考。在全书多种综述、鸟瞰、细剖中,这个部分的时间跨度有26年(1988-2014)之久——从出版社内部改革的“五环之争”,到山寨“现汉”的巧取豪夺,从劣质辞书的频频出笼,到某些学术图书的粗制滥造,作者逐一记述、观察、思考,而这种出版典型个案的分解、剖释和判辨,既是出版生态的记录、掘进和构建,也是出版哲学的省思、忖量和思考。“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出版繁荣、学术繁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这个标志不是虚的,要靠一套一套的丛书,一本一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去支撑……一个国家的出版要有门槛,如果我们把门槛放低,学术风气会变坏。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P466)——当年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的这段话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文脉地标”是庄建新著的开篇部分,这一部分收入作者采访包括出版社、书店、杂志社、翻译机构在内的十余家文化机构的文章。对圈外读者而言,这十余家“地标”机构,基本就是中国出版“国家队”的大略阵容。还原中国出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从编到译、从产到销的发展线程固然千头万绪,纵千言万语难以尽表,但用作者有关“三联书店”长篇报道(P094~109)中的三个小标题,即可提纲挈领:“那些书,是火种,是旗帜”,“那群人,有追求,有担当”,“那些店,真堪托生死”。出版事大,其价值“不在它规模的大小,而在它所出版的书在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影响,是促进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中国需要启蒙运动,过去需要,现在同样需要”(P104)。作者在书中记下的周有光先生的这段话至今捧读,依旧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