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树新花

    ■卢荻

    在“中国法理学史”这片有限的史学论域里，百年前有梁启超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以及王振先的《中国古代法理学》，近年来有李龙的《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继这些力作之后，重写中国法理学史还能出新吗？

    我们有理由说“不能”，因为书写对象是固定的，它们定格于过去，自身不再生产新质了。当然，说“能”同样有理，因为相关史料可以继续开掘，书写方式亦可多加变通，让书写对象在外铄作用下更显具体、饱满——喻中教授的近作《中国法理学史》，其新意就在于此。

    《中国法理学史》从上古时代的圣人皋陶写起，认为他一身兼任立法者和司法者，是中国法律职业最早的符号性人物，开辟了中国法理学思想的先河。据汉代王充记载，“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皋陶“治狱”（审理案件）常常借助一只体型如羊、神性卓异的独角兽。此兽通称獬廌，自皋陶以来，它不仅被看作驱害辟邪的祥瑞，而且被看作法律公正的象征。于是，今人对獬廌形象的引用，就有了禀承传统法律精神的意味。

    汉代，依经治国的理念开启了中国法理学思想的儒学阶段。此处的“经”指儒家“六艺”，亦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儒家“六经”，包含《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深刻体现国家意志、传达官方法理旨趣的著作。依经治国作为一项法理命题，是由西汉董仲舒创造的。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董仲舒其实设计了一个超稳定“棋盘”。从那之后的约两千年间，中国法理学尽管因为汲取不同的时代养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而不断移步，但始终未曾离开此盘。

    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正如梁启超所述，“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国家危机渐起之时，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著书立说、建言献策，发出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先声。随着两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为国家与时代留下了《校邠庐抗议》（冯桂芬）、《今古学考》（廖平）、《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讨满洲檄》（章太炎）、《史学要论》（李大钊）、《论六经》（熊十力）等富有法理意义的珍贵文本，也留下了法必本于人、物质立国、以法治辅礼治等大量可资借鉴的法理观念。

    纵览《中国法理学史》，上述皋陶时代、汉代、十九世纪上半叶构成了三个重要的叙述节点。全书以它们为起始，分别形成了第一、二、三卷，进而展现了中国法理学演进史上的三大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中国之中国”对应着中国法理学自给自足、独立发生和发展的状态；“亚洲之中国”突出中国法理学与周边国家文化的关联；“世界之中国”则将此关联推到了全球层面，表明中国法理学与华夏文明秩序一样，皆在世界变迁中不断调适，以延续自身的活力。显然，作者并未直接套用通行的断代方法，而是根据法理学领域的独特性加以变通，也未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将中国法理学纳入了世界框架。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指出，“在这场以‘新’为修饰词的‘文化运动’中，不仅有新来的马克思主义、新来的自由主义，还出现了新的儒家……亦即现代新儒家”，“从后来的历史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的主导思想，但是，新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意义也不容忽视，因为前者联通古今，后者联通中西”。如此，中国法理学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时的新变及其原由，就颇为直观地呈现了出来。

    与贯通古今中外的写作姿态相呼应，作者亦十分自觉地从法理学这片有限之地迈出去，向其他领域，包括政治、军事、哲学等等，寻求思想支持。他高度认同学者程燎原的观点：“‘法理思想’原本就不是专业法学家的思想产品……其实往往是哲学家、思想家创造（提出、阐明、证成）但专业法学家可以解读、述说或充其量加以发挥的法的哲学、理念与原理。”故此，《中国法理学史》取多用宏，发掘了不少常以思想家著称、其法理学家身份却被忽略的人物，比如胡适。作者认为，胡适在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用“法理学家”的概念取代“法家”的概念，并且明确列出先秦法理学四大家——慎到、尹文、尸佼与韩非，这些做法具有开创性意义。正是胡适，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法理学的建构，甚至实现了对中国法理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法理学史》从上古圣人皋陶写到当代哲人熊十力，时间上绵延四千多年，篇幅上达110万字。而若细究起来，它完全可以写得更长，因为自熊十力以来的大半个世纪里，中国法理学仍然在前进。对此作者并非无感，他借古人之语自陈，“止于所不可不止”。对他而言，这段历史实乃“所见世”。一方面，他生于兹，长于兹，作为零距离的亲历者，他难以达到叙述的客观公正；另方面，此阶段总体上延续着前一阶段的法理框架，该框架业已详述，自然无需反复申说。概言之，“止于所不可不止”意味着适可而止。或许在最初抬笔时，他所追求的就不是全、满，而是恰如其分，是通过写一本书，让中国法理学这棵古树开一朵别致的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