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程眼光”与“地方视野”中的“五四”

    ■黄卓贤

    “五四”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转捩点，其上承晚清辛亥以来的思想发展与政治变迁，下启以国民革命为首的历次革命运动，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环环相扣的一部分。不过，数十年来的“五四”研究，一方面意在彰显“五四”的“启蒙”色彩，使其脱离中国革命的语境，出现了“革命消解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大多数“五四”研究以北京为中心，将各地开展的“五四”运动简单视作北京的延伸版、影响版与缩微版，又进入了“北京中心主义”的倾向。瞿骏著《大风起兮：地方视野和政治变迁中的“五四”（1911—1927）》一书，即试图回应这些问题，以呈现长程革命与地方视野下的“五四”。

    如书名所示，“五四”宛如一场大风，何种因缘导致大风的“成形”，大风如何在各地“飞扬笼罩”，其又如何发挥“润物无声却又滴水穿石”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均需要“把眼光投射到中国各个地方上，投射到现代中国的长程革命中”（第44页）。我们可将“五四”视作一场巨涛，巨涛袭来时虽是一个整体，但当它触及、击打每一块礁石后，所溅起的浪花却形态各异而又变化多端。本书所欲捕捉的，正是这巨涛拍石下的朵朵浪花。

    政治变迁与长程革命，是本书的一大线索，此种宏大历史视野的养成，或许得益于作者的治学历程。本书作者硕士阶段关注清末新政中的地方自治，博士论文讨论辛亥前后上海的城市公共空间，博士毕业后进一步涉及清末民初教科书及现代国家观念的普及等话题，直至本书则以“五四”为抓手。正如作者所说，此书是研究“顺流而下”的产物。（自序第3页）

    正由于作者的研究关注点从晚清历史出发，依时间为序，逐步延伸至民初、“五四”乃至此后的国民革命，这使其具备了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既能关注到“五四”的“前史”，又能从嗣后国民革命的进程反观、回望“五四”的影响：“‘五四’既在晚清的各种延长线上，又是日后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无法绕过的‘既存状态’，因此必须要在30年乃至60年的历史过程中考察‘五四’”。（第88页）

    有了长程革命的自觉意识，对于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兴起及其影响，便会有与此前不一样的视角。本书第二章集中讨论“地方老新党”，为既有论述中较被忽视的一个群体。老新党的说法，本源自清末康有为的“新党”，大体指在清末时较为趋新、在“五四”时期却又逐渐“落伍”的一批地方士人。作者讨论1920年代“五四”在地方的影响，能敏锐地注意到溯源于晚清的老新党群体，可说是本研究的一大亮点。将老新党引入“五四”研究，意味着将“五四”新文化置于清末以来地方新学思想的传播脉络下，在清末民初受到一定压抑的思想因子，在“五四”时期重新得到瞩目：“在1920年代，老新党的思想中会时时显现出清末新学的影响，并在有意无意中试图以此来平衡五四新文化。”（第121页）因此，对于地方读书人而言，他们一定不是在一片真空中接受新文化，“一定是处于当地学风和士风的‘既存状态’中来认知和接受新文化”（第142页）。

    本书的另一个线索是“地方视野”。所谓地方视野，最基础的意涵是探讨在地方的“五四”运动，恰如书中所引王家范先生所言，需讨论五四新文化对于“中国大多数基层民众、广大乡村和市镇的人群”的影响和意义。（自序第2页）在地方视角的引导下，本书揭示出较之以往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的新文化诸巨子们，会刻意强调何谓新文化，对其加以严格区分。然而，对大多数的地方读书人而言，他们往往从自己理解的“新文化”概念出发，并不会过多区分“新文化的派别和层次”。（第67页）再如，钱穆等江南地方的读书人，他们接触新文化，受当地特殊的主义传播氛围、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上海各报刊的文字流通以及地方读书人的阅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第195页）地方视野的引入，能够让我们重新理解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中国革命，理解革命实践是如何“在大都市、小市镇和旧农村的彼此联系中又各自发生”的。（第215页）

    地方视野不仅限于空间上的指代，同时更意味着一种新的角度与方法，这直接体现在本书对原本处于边缘、下层的各类群体的关注。这些群体，相较于处于聚光灯中心的五四巨子们来说，属于研究的探光灯未能充分照亮的“地方”。作者在自序中曾说：“在写作过程中，我特别在乎的是能思考当时青年的思考，体会当时青年的处境”。（自序第4页）正是怀揣这样的意识，无论是地方老新党、小镇青年，抑或是学衡派尤其是其中的学生辈，均成为了本书着力讨论的对象。以上诸人群，在过往的“五四”叙事中处于边缘地带，将他们纳入五四研究的版图之中，必将为读者呈现一个较之以往更为多层次的“五四”整体面貌，“令‘五四’具有高低错落的多个声部”（第17页）。

    在长程眼光与地方视野之外，本书对史料文本的挖掘及利用也颇值得称道。这首先体现在对过往不够重视的一些文本的重新发掘与再探，包括钱穆为朱怀天所编的遗文集与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等。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极重视文本形成、传播的动态过程，认为相较于留存于书籍报刊中的“抽象文字”，围绕在书籍报刊前后左右的“具体方面”与随之而来的种种“实际人生”更为重要。（第4页）因此，作者对文本史料的利用，亦着力于“揭示出文字的前后左右，尤其是文字后面的人及其行动”。（第276页）

    具体而言，如本书第七章关于《中国青年》的讨论，便是以“推广周知”“读者阅读”为视角，呈现出《中国青年》如何流通传布到各地，人们又是如何拿到和阅读《中国青年》的动态过程。对于新文化在各地的传播，作者也提示，除了考察各种书籍的出版本外，对各种讲义本、讲义材料也需给予足够重视。同样，在讨论“学衡派”时，“人们如何得《学衡》、如何读《学衡》与如何论《学衡》都同样值得花气力去厘清”。（第258页）正是在作者的努力下，五四时期各种文本生成、传布的动态过程得以生动重现，在过往的静态文字之外，重新赋予了历史过程以丰富的连续性和流动性。

    正是由于对文本生成、流通过程的重视，书中亦强调信息流通及其带来的信息差问题。作者十分重视考察五四时期读书人获取新文化的渠道及其限制，“与他在城还是居乡、人际网络构成和本人的具体心态都有密切关系”（第51页）。事实上，相较于“得到”新文化，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限制”将会更多，他们并不是“处在一个毫无遮蔽、近乎全知全能的信息流通环节中”（第221页），很多时候往往是在一种迷迷糊糊、不甚了解也无法了解全貌的状况下，触及并回应新文化与新思想。同样，作者所言“学衡”学生辈与老师辈的渐行渐远，其中一大因缘也与两者之间的信息流通密切相连，即此种“信息落差”常常会影响到“学生辈对《学衡》杂志和“学衡”诸人及其著作的评断”。（第262页）

    一个好的研究，往往不会仅限于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而在于指引后人继续前行的方向，激发出更多可进一步挖掘的话题。从这一意义来说，本书的研究，其价值亦不止于勾勒出巨涛拍石下所溅起的朵朵浪花，同时或也能吸引更多人想要去一探礁石的究竟，进而从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这巨涛形成的奥秘所在。读毕此书，读者也无疑将会期待作者今后进一步“顺流而下”，对国民革命与1920年代中国做更多的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