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莎士比亚

    ■【英】提姆·修普 /文  高文佳 乔海露/译

    很荣幸能参加这次研讨会。

    我们的重点是翻译，它在英语中有三层含义：一、将文字或文本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二、从一种形式或媒介到另一种的转变；三、将某物从一个地方移至另一处的过程。这三者均与如何将莎士比亚推广到英语以外的语言相关——三者都是让人们完整体验莎士比亚过程中的一部分。文本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开端，首先，我要向傅光明教授，并通过他向其他技能高超的作家、学者致以崇高敬意。他们迎接这一挑战，将莎士比亚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广度和词汇从英语带入另一种语言。莎士比亚在剧中使用过约20,000个词汇，从这一角度来看，超过弥尔顿所用词汇两倍多——在所有英国作家中，弥尔顿的用词量最接近莎士比亚。不仅在于词汇数量，还有莎士比亚对于词汇使用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方式。莎士比亚创造了约1700个英语单词，创造出一个纯属他个人的语言世界。傅教授不乏杰出同伴——使用俄语的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使用法语的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Francois-Vicor Hugo）、使用德语的施莱格尔（Schelgal）和蒂克（Tieck）等，他们打开了各自语言与莎剧之间的大门，让他们的同胞得以进入那个广阔的世界。

    译莎并非易事。或能以哈姆雷特那句最著名的独白为例，它是词语、韵律和意义的完美结合：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活着，还是死去，这是问题）

    实难想象用更简的方式表达一种最难的想法：我该活，还是该死？这行诗句里的每个单词，都能在幼儿的词汇中找到——10个单词，9个单音节。10个单词恰巧对应10拍韵律；最后一个单词比其余的长，不得不匆忙挤压自身，以示强调和紧迫之需——“问题”。这是莎士比亚，并非因大而复杂精巧之语使他具有挑战性，而是用具体、特定精准的词语，确切表达符合角色那一刻需要说的话。这句台词仅关乎一个问题。进而扩展这一问题，在这段35诗行的独白里权衡这一抉择，全部严格按10拍节奏写成，每一诗行奏出不同节奏，每一句又以不同形式贯穿每一行。这想法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它似乎表明，任何有理智和勇气的人都肯定不想满怀痛苦继续生活，只有对良知的恐惧——“因为凡是到死亡之乡去的旅客无一生还，正是这种对未经发现的神秘国度的恐惧，迷惑了我们的意志”——阻止了我们，但阻止了我们什么？ 它是否在暗示，自我毁灭比生命更可取、行动比不行动更可取，或冒险比保障安全更可取？ 这并不明确。因其永不完整，故而不明确——它中断了。它并未表明作者自身的想法，亦未表明该剧可能传达的任何信息或所含寓意。这是纯粹的思想在行动，一位30岁左右男人的思想，一位王子、王位继承人，在大学接受过教育——它是哈姆雷特本人的特质。

    我们如何开始面对翻译这一工作？ 当我用现代英文阅读莎士比亚时，得不断将其翻译成我能懂的单词，以弄清词义和含义。有些词我们如今不再使用，如bourn（边界）、fardels（繁重的行李）、bodkin（短剑）。莎士比亚以两种方式写作：韵诗和散文，使译者的工作更艰辛。韵诗是正式的——诗，散文是非正式的——日常口语。二者各有其难以理解之处：非正式语言来自街头和日常生活用语，其中可能充斥着古老的短语和典故；正式的诗歌在用词上更易理解——如《哈姆雷特》，它有自身高度复杂的写作网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如今英国每一部莎剧作品的导演、演员和观众，都必须把它译成自己脑中的英语。对于一名导演、演员、学者或学生，面对眼前的文本这样做，是一回事，但对一个在剧院里连续三个多小时全神观剧的16岁学生来说，则全然是另一回事。更别提理解、真正参与这一文本，将这个文本不断从熟悉、易解的词义和含义，转变为古老、陌生的词义和复杂、疑难的含义。

    像傅教授这样的译者必须怎样做，才能让一个北京的16岁孩子，获得与伦敦的同龄人同样的体验？ 首先，译者需是一流的语言学家，不仅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语汇，还需懂得戏剧语言和戏剧文本的运作方式，懂一个角色说话与作家写作之间的区别。其次，译者还需处理历史、政治、哲学、科学、宗教、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当然还有日常的生活，以及爱情、欲望、愤怒、嫉妒、贫穷、成功、酗酒、迷信、婚姻、悲伤、为人父母等情绪和经历。没有哪个作家经历过上述所说的一切！因此，像莎士比亚一样，译者须从语言表层内部去想象，既有朝臣的生活，也有贫民的生活；既有军队长官的生活，也有步兵的生活；既有出身高贵的少妇的生活，也有妓女的生活。当然，译者需是卓有才华的作家。翻译是其自身的艺术，要求其自身有天赋。译者亦是魔术师。作为一名导演，我只能向傅教授鞠躬，他的工作远比我的更艰辛！

    译者是否需要寻求以各自语言的对等版本来表现文本？ 让语言变成古体的，还是将其全部译成当代语言？ 我经常面临非英语演员的抱怨，抱怨这位作家给了他们一些“人从没说过的话”。我的回应是，莎士比亚有时会写一些如今讲英语的人也不会用的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译者能否尽可能遵循这一差别，尽量使别国观众与英语观众体验相同，意即，译者是否要以古体匹配古体，拿易懂匹配易懂？ 抑或是将整个文本译得比英文版莎士比亚更易理解？

    任何一种路径都涉及其他选择。译者是否尝试保留韵诗与散体、正式与非正式、诗歌与日常用语间的差别，是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它决定了戏剧在剧场中感受方式的基本结构。此外，译者如何处理伊丽莎白时代英语中具有特定含义的词语？还有些名字，该如何发音，是按照英式听觉翻译，还是译成中式发音？或改变得更彻底？关于头衔等级又如何翻译呢？比如伯爵、勋爵和公爵，以及超自然的生灵，如仙女、精灵和小妖怪等。我曾多次与译者和演员们探讨过这些问题。

    这因何成了一个问题？当然，利用翻译的机会使文本尽可能为当代人所知有意义吗？ 这种做法日渐流行，能解放和刷新观众对一部剧的体验。那么，有何令人信服的论点能用来反对改编、更新和使之通晓吗？ 一部对观众毫无意义的戏剧有什么用？ 在试图保留莎士比亚的语言形式并忠实于词汇、意义和内容时，译者可能会造出一些无法上演、令人难以理解且死气沉沉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因困难或不熟悉而忽略了已有的内容，可能会失去什么？在排练《暴风雨》时，演员们会问，可否简化语言结构，将其分解成更短的句子，这样说起话来更直接。他们担心观众听不懂，这不难理解。但他们不明白的是，当人物说话困难、令人费解或复杂时，乃因这是角色不得不说的话，或其所说并不简单。《暴风雨》以一段有难度的长篇台词的场景开场，句式复杂、句子紧密。但这不足为怪，因为普洛斯彼罗在向女儿米兰达透露其生活往事，深挖回忆12年前的旧事。这些旧事，他从未告知过她——或任何人。他在讲述时，也在与内疚、羞愧和愤怒的情绪交锋。这就是情节，这就是角色，这就是情感。

    译者的首要任务在于问：文本何以如此？ 他们需谨记手头正在翻译的剧情中角色所说的话，如哈姆雷特等。直到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戏剧上演，他们才能获知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取得了成功。译者只是翻译过程的开端，其关键作用在于开启话语，如同我们为导演和演员开启一扇门，导演和演员转而为观众开启另一扇门。但我们希望找寻什么？ 作为导演，我感受到我们正试着抵达某种超越语言的东西，这种东西能把莎士比亚中文译者的任务与英语导演和演员的任务统为一体。我们都在翻译、寻求生动清晰的认知，它能穿越时间、地点、语言和文化。我们需要将戏剧内在的社会、政治、哲学、情感、心理和精神实质，译成戏剧表演的鲜活瞬间。我永远忘不掉以格鲁吉亚语演出的那个惊险、凶残到荒诞的理查三世；以瑞典语演出的那个冰冷清晰、充满沮丧焦虑的哈姆雷特；以日语演出的那个被悲伤刺透、凄美到令人心痛的麦克白。这些都让我对戏剧的关键问题有了独特理解，而且，它们使其与文本、制作和表演在翻译上达成和谐。的确，在更广泛意义上，翻译能阐明莎士比亚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隐藏在对其共有母语的过度熟悉之中。

    我们不仅尽力让它变得明晰、可解、愉悦、生动、鲜活——尽管这已经够难！ 我们也尽力倾听回声，感受一种内核的振动。我们的任务，是将由莎士比亚的原始物质，跨越时间，借助文本翻译，经由演员，最终与观众一起，转化为一种形式——即保留原始物质的核心内容，它又在此时此地与我们进行有力交流。它永远无法与400年前的英语或现今的英语等同，我们也不希望如此。我们想让它独属这种语言、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些演员和观众。但对其做简单转换过于容易，无法形成即刻且毫无困难的关联。这对莎士比亚的观众而言也会很困难——他们并不像他笔下的人物那样讲话。这对今天的英语观众来说同样困难。我们无法逃避挑战，也不应试图逃避。如果我们避开艰难之路，如果我们力图走捷径直达观众的思想，观众将错过这一旅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将错失凝视那超越熟悉、普遍和预期的事物，瞥见那奇怪、独特和惊人的事物的机会。

    翻译工作在于揭示内在的东西。

    莎士比亚为他所处的时代写作，那刚好是一个关键历史时期——基督教一分为二，抛弃了旧宗教的新哲学浮现，资本主义车轮运转起来，派出西方船队跨越海洋寻求财富和权力。这就让我们的文化相遇——在冲突和剥削中，有悲惨、有不幸。当与这里的演员一同工作，将这位数百年前出生的英国作家的创作译成中文，见证莎剧在北京观众面前变得鲜活，体悟到观众所感受到的戏剧的内在生命时，我确有此感。我觉察到比冲突、恐惧和怀疑更强烈的东西，在最深层次上感到一种连接。所有差异都消解了，翻译不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