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字，古时的职业教育课本

    ■纪习尚

    中国古代，有一类书称为“杂字”。它最初是字典，后来演变为儿童启蒙读物，随着教育的功能由科举向实用拓展，它又成为面向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群体的职业入门教材。杂字将本行业最常用的生产工具、工艺流程，再加上日用器具、生活习俗等，用韵文的形式编为琅琅上口的教材，供成年人在业余时间学习，可称为古代版的职业教育课本。

    至于这类书籍为什么被称为“杂字”，主要是内含的字词与四书五经大不一样，很多是不常用字，以农具为例，有镢、锨、篓、耙、耢、耩、耧等，这些词，诵读经书习作八股几乎不会用到，但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却远比之乎者也重要。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居高临下的士人们将这类边缘读物称为“杂字”也就不奇怪了。

    杂字书长什么样，由什么人编写，起到过哪些作用呢？

    在古籍的分类中，用于查阅字词的杂字书最初被归为小学类，属于经部。与《说文解字》这类通收各种汉字的综合性字典相比，它偏重收录不常用字、民间用字、地方用字等“杂”字。后汉郭显卿编有《杂字指》，曹魏时的周成有《杂字解诂》，隋代还有《要用杂字》《杂字音》《古今篆隶杂字体》等。杂字书为后世保留了丰富的语料数据库，特别是一些生僻字、异体字。明代的郎锳，在读谚语时遇到这样两个字：上“鑫”下“车”，以及上“轰”下“金”。他虽然博学，但也摸不着头脑，通用字典查不到，最后只好求助于杂字书。他在《七修类稿》中记录了这件事：“（以上）二字，虽《海篇》亦不载，今《俗字集》上有之，谓作事轩昂太过之意。”

    唐宋时，文人们将零散的杂字编缀成文，供儿童识字使用，杂字脱离了厚重工具书的属性，逐渐演变为启蒙教材。南宋的项安世有《二十七日山行两日始见文丰村》：“更想书堂翠微里，闻将杂字教儿童。”同时代的陆游也有《秋日郊居》诗，序中提到：“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书，谓之村书。”可见宋代时，在农村的私塾里广泛使用的“村书”，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教材偏重学术教育，而新式的《杂字》则偏重生活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不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这一时期的杂字，已经具备后世杂字书的基本特征——韵文体了。《宋史》提到，西夏的李元昊（1003年—1048年），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建立蕃学、自制蕃书（西夏文字），又“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可见，北宋时已经有四言韵文形式的杂字书，并且传播到西夏，翻译成了西夏文字。陆游听到的读书声中，是否就有这部汉字版的《四言杂字》呢？

    元朝时，在农闲时间开设冬季学校，称为社学。《新元史》载：“每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农民子弟学习哪些课程呢？ 据《通制条格》：“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衣服杂字》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书名看可能是和生活中的常用物品有关，不仅具备识字的功能，实用性也比较强。

    不过，元代之前的杂字教材，主要内容仍是历史典故、伦理道德、诗赋声韵等，生产生活类的实用内容占比不高，最终的目的还是为将来的科举考试打知识基础。杂字书因之不受社会重视，有时还受到政府的歧视，如元代朝廷就认为：在社学里教书的老师，大多只能教授《杂字》这样的粗陋内容，可知他们的学问并不高明。

    明代时，杂字书的种类更加丰富，内容编排上也侧重于为生活和生产服务，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杂字书，内容包罗万象。《增补幼学须知杂字大全》，图文并茂，兼具幼学启蒙和便民实用的功能。其中，天文地舆图、历代国号歌、圣贤问答诗、历代名贤考、历代帝王纪、音郡百家姓等内容偏向儿童启蒙，而冠婚礼文、丧祭仪式、家礼全图、书契帖式、秤命总论等，除了为日常生活提供指导外，还初步具有了职业教育的功能。

    清代是杂字书的鼎盛时期，各地书肆大量印行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杂字书，职业入门性质的杂字书也多了起来。如涵盖木匠、石匠、泥水匠、银匠等民间工艺的《山头杂字》，主讲农业生产的《庄农日用杂字》，以及商贸方面的《改良增广商农秘书》《买卖杂字》等。

    究其原因，清代商品经济发达，人员交往增多，日益庞大的农、工、商群体，在生产经营和日常生活中，时不时需要签名画押、记录帐目、填写地契房契、书写家信等，事事去求大先生们总是不方便。同时，他们要为生计忙碌，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金钱坐到教室里去细细品读子曰诗云。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发明创造，杂字书完美解决了这个痛点。它直切主题，省时省钱，一个冬季就能完成成人扫盲的任务。

    清代的小说中，留下了不少使用杂字教材的场景。《聊斋志异·张贡士》中，蒲松龄提到：“村塾中有训蒙要书，名《庄农杂字》，其开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可见面向农民的杂字书，清初就已经流行了。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说到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懂得保藏好书：“或者内库纂修，或者手抄秘录，人所不经见的，也当寻常《兔园册》、杂字本儿一样，值十两的不上二三，也就耗散去了。”杂字本儿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书籍。

    鲁迅少年时，正是晚清。他回忆幼小时看过的《日用杂字》：“这是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帐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教会劳动阶层记帐，《日用杂字》显然已经是职业教育读本了。

    抗战时期，为了教育民众识字，编写了《放羊杂字》《绘图日用杂字》《绘图庄稼杂字》等多种杂字书，成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学习文化的教材。这些书图文对照，文字浅显易懂，将饮食、服饰、节庆、器具，以及农事、建筑、祭祀、礼仪等结合起来，一书在手，生活无忧。

    上世纪50年代，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提出，农民的扫盲标准一般为：“能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为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农村杂字》，地方出版社等也出版了类似教材，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这些书还在冬学、夜校中使用，在农村的扫盲和普及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