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的两封信

    ■薛绪勒 王江鹏

    胡小石先生早年在南北各大高校多次讲授过中国文学史，但并未考虑将讲义整理出版。直到“1928年初，闻有某君取学生笔记去，意在剽窃成书，据为已有，师不得已，仓促间取同学苏拯笔记，加以审核，自上古至五代，用《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篇》题名，付上海人文社排印发行。”（吴白匋撰《胡小石先生传》）这部据学生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著作出版后颇受好评。夏承焘1933年6月23日日记中载：“阅胡小石编《文学史》（上海人文书社印），时有佳论。”

    1949年后，这部著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没有再版的机会，直到1991年5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中。《续编》本所收为增补本，系经胡先生身后由门人金启华根据初版整理，并增添了20世纪40年代一些听课笔记而成（《续编》本吴白匋《后记》）。只是由于印量仅2000册，至今过去三十多年，坊间已不易获得。所幸者，2022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据《续编》本重印，无疑为读者提供了莫大便利。

    湖北崇文书局2023年12月推出了陈文新、余来明主编的《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十二册计20种，校勘精良，甚便读者。特别是方宪先生整理的胡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系以上海人文社（下称人文社）1930年排印本为底本，校正讹字，出以脚注。使得这部九十多年前风行一时的文学史名著原貌，得以与读者见面。

    崇文书局本《中国文学史讲稿》面世后，笔者想起往日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于胡先生藏书中发现有一封人文社来信，是关于《中国文学史讲稿》在民国出版之际的一则稀见史料，全文如下：

    小石先生大鉴：

    前者寄上精装《文学史》三十本，想已收到。惟敝社定章，各书赠送著作人以十册为限，超过此数，则照批发六折计算，专此奉闻。敬请查照为荷。又敝社近正筹备附设门市部，因此《文学史》广告须稍缓几天，望勿念。另封寄上平装《文学史》一册，请细校阅，如有错误及不妥之处，望即示知，俾得设法改正。此请

    著安

    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启、四、十五

    据《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版权页，本书“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初版，精装定价一元五角，平装定价一元”，则这封信写于1930年4月 15日。初版封面有“大学教科丛书之一”字样。吴白匋在《续编》本《后记》中提到所据底本系1928年人文社本。但1930年人文社版明确注明“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初版”，目前笔者在南大文学院图书馆、武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孔网所见的本子，均系1930年人文社本。包括后文将提及的任访秋先生书评，也注明评论的是1930年本。则所谓1928年人文社本或是出于误记，当指的是1928年胡先生拿苏拯笔记开始整理交付出版社，真正出版则到了1930年初。（郁贤皓先生《论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的建构特点》即持此观点，载《唐风馆杂稿续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抑或是真的有这一初版本，只是流传极少，有待未来进一步发现。

    人文社信中提及寄给胡先生精装本三十本，并讲明赠送作者样书10册，作者购书可以享受六折优惠，和今日出版社通行条款相同。至于人文社在信中提及所要刊登的《文学史》广告，尚未能发现。

    信末还提及送上平装本《文学史》一册，请胡小石先生校阅后寄还，并拟改正。由于时间久远，精装本存世稀如星风，南京大学文学院所藏三册《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均系平装本。胡先生捐赠南大图书馆的藏书中，平装精装均无。故而难以确认平装本是否有校改。但据崇文书局本校字记，知平装本存在一些形近而误的讹字，可能当时胡先生教学科研比较繁忙，并未能在书稿校对上花太多工夫。

    需要指出的是1930年人文社本封面题“胡小石著”，内页题“胡光炜讲，苏拯记”。苏拯还曾根据胡先生演讲，整理有《李杜诗之比较》一文，刊于《国学丛刊》第2卷第3期（1924年）。但苏拯其人，目前尚无关于生平详细的介绍资料，故我们勾稽《时事新报》《旧国时报》等旧报刊、中央大学档案，以及今人回忆录等材料，述之如下：

    苏拯（1904—？），字芹荪（琴僧），四川人。苏氏自称是东坡后人。192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卢前、李冰若、唐圭璋等同学。就读期间，师从胡小石、吴梅等先生，并加入吴梅1 924年发起成立的潜社。苏氏中大毕业后，一度任中学教师，后于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工作。娶妻钟耀坤（湖南长沙人，其妹钟耀群后嫁给端木蕻良）。1935年，自费赴英国伦敦留学学习历史，参与编辑留学生刊物《东方副刊》。抗战期间任职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馆，并当选全欧华侨抗日 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储安平、常任侠、陶行知等赴英期间，皆与苏氏多有往来。苏氏长期寓居伦敦，终老于此（张大千1956年作《清溪高士图》，提到伦敦八日，与苏有过往来）。曾先后在《艺林》《文艺月刊》《东方副刊》《中央日报》《北新》诸刊物发表曲作、译作、时评、报道等多篇。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胡著刊行后，任访秋先生于1933年6月14日撰写书评一篇，指出这部书有两大特点，五大创获，评价尤高。但也提出了六条具体商榷意见。而编辑部也请胡先生就任氏书评商榷诸条，作了答覆。一并刊登于《图书评论》第2卷第3期（1933年11月1日）。由于《中国文学史讲稿》无前言后记，因而胡先生这通写于当年9月19日的信函，对于了解这部著作的相关背景，提供了重要资料，不啻为这部书的一篇“后记”，故抄录如下：

    ……转来任访秋先生评拙著《中国文学史上卷》一稿，过蒙谬奖，惶悚奚如！ 关于任君商榷各点，谨略答复于下：

    （一）任君谓拙著于各代大家

    名家未免轻重倒置。此弊炜亦自知，因讲演时间有限，而各大家皆众所共知，故反于较晦诸名家言之较详。及出版时一仍讲稿之旧，未曾增入，实为疏略。承任君指正，甚感！

    （二）乐府歌辞，炜意与古诗同一源。在古诗则为五言七言，以入乐府则为长短句，以利于歌唱故耳。有时诗加叠句，即为乐府。如魏武帝之《苦寒行》，王维之《渭城曲》，皆以诗而兼乐府者。故乐府于文学之影响，亦与古诗同（鄙意古诗与乐府但有声之别，无形之别）。

    （三）魏晋以降，佛法入中土，影响当时人之思想，炜于魏晋文学一章及谢灵运文学一节已言之。惟炜意译经在当时文体上影响尚少，不过其传译偈文则为后来无韵诗之祖耳。

    （四）弹词与传奇小说之来源，炜于中大“唐以后文学”一课讲演时言之颇详。如讲稿付刊时，当以质之任君。

    （五）任君谓炜过于客观，不加批评。此正炜于文学史之立场。

    拙作匆匆付刊，疏漏之处，自知甚多。承任君为之指出，实炜所深感而乐闻者。……

    光炜。九月十九日。

    今后如果单行重印，则任先生的书评和胡先生的答覆理应附录于后，作为了解当时作者与学术界互动回应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