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的会通精神与整体史追求

    ■张文涛

    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已逾百年，各种成果琳琅满目，但是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角度予以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却不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学界对文化史所面临问题的认识，也限制了文化史学科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镇，且素来注重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张昭军教授的《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全书分上下两编，皇皇40万言。上编为史学史，分九章考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下编为史学理论，将文化史学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用三章讨论其理论内涵和研究取向。细读之下，笔者深受启发，认为该书有多方面的贡献，以下仅从文化史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史学研究多元传统的梳理和对中国文化史未来走向的展望三个方面略作评介。

    一、立足文化史实践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史学的代表作。该书作者首先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史研究者，故而在梳理和剖析文化史研究的传统和研究中存在问题时都更能切中肯綮，可谓得其深。这在对梁启超、章太炎、钱穆、柳诒徵等个案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该书还自觉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视野出发，从学科发展的高度总结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并展望其未来，故能得其大。书中对中国文化史发展历程的宏观把握、对新旧文化史异同的比较、对文化史研究三种取向的总结等莫不如是。也正因为此，该书能在学界既有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较好的整体性把握，推进了之前的研究。若着眼国际学术界的文化史学研究，私以为该书可与日本学者石田一良的《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和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等著作并论。

    二、对中国文化史学术传统的系统梳理与深入讨论。该书对“通史”取向文化史研究传统的梳理与重建，让人印象深刻。当今历史学界基本将文化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等并列，将其视作一门专门史。但是，作为专史的文化史并不是文化史的全部。该书通过考察梁启超等人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梳理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变动轨迹，即从文明史、普遍史到文化专史。文化专史固然成为至今文化史撰述的主流，但是突破专史、强调“通识”的普遍文化史追求也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传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谓“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其中“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的论说最为典型。当然，普遍文化史更多是文化史研究的理想型，其落实困难重重。钱穆的看法是“文化千头万绪，必从其各方面各部门分别探究，而认识其相互汇通，以合成一大体系”。换言之，从专门文化史入手进而汇通为一整体史，其中的“会通”观念、“通识”意识至关重要。史学研究中最能体现此种取向的无疑是“通史”。钱穆本人以文化为本位的新通史研究即为代表，《中国文化导论》和《国史大纲》就是典范。本书对此论述周详，极具启发性。

    该书在充分肯定20世纪中国主流学术的基础上，重点挖掘了柳诒徵、钱穆等人基于民族立场的文化史实践及其价值追求。以柳诒徵为例，他重视礼学和礼教，主张礼代表中国文化历史的精神。该书指出，这些观点对于今人而言虽难以理解，却反映柳诒徵对中国历史的独到认识。柳诒徵所走的路并非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但不乏反思价值和借鉴意义。进而，该书将近代历史上运用历史理性抗议现代性霸权的学者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以学衡派为代表；第二类以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第三类以章太炎、柳诒徵、钱穆为代表。作者认为这三类学者事实上都是现代新式学者，过去简单地把他们视为反现代分子，乃至扣上“复古”“封建”等帽子有欠公允。站在新时代的出发点上，这些学者的探索当然应该成为今后文化史研究可资借鉴的资源。

    三、立足中国文化史多元传统对中国文化史未来走向的展望。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史研究成果，无论形式、内容，还是理论取向，均是今后文化史发展的宝贵资源。该书下编重在理论反思，其中对文化史研究取向的系统总结和对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批评与反思尤引人注目。作者指出，不能矫枉过正，一味强调文化史学仅是一种研究视角，而忽视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今后，需要优化文化史的结构，重点关注主体性色彩比较鲜明的领域。精英文化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和学术文化史是主干，社会文化史等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作者将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概括为“体用三分，一实二虚；即器求道，以实征虚”，将文化史研究分为考证确立事实、综合分析事实间的关系以及抽象提炼出价值与意义三步。该书类似卓见所在多有。这些观点来自作者长期的文化史教学与研究，融入了他个人的治学体悟，对文化史研究者富有启发意义。

    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基本上在文化专史范畴内进行，取得了很大成绩，也面临诸多挑战。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学界的文化史研究虽已改变1980年胡乔木所讲“目前还没有一部科学的文化史”的窘境，但尚未完全改写他所说的“文化史一般都是在通史里面，大概说到那一个或几个朝代后，就有那么一个章节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期的文化”的格局。该书一再强调文化史研究必须注重“会通”，理应引发文化史学人的重视。我们期待未来的文化史研究，能立足“会通”提升自身研究水准，回应时代要求，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