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芳
我是一个出版人,日常工作免不了与作者打交道。戴珩是我的作者,而且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位作者。他杂务在身,有着众多的头衔,且每个头衔都赋予他许多必须亲历亲为的事情,然而他却举重若轻,忙而有序,在多个领域都做得风生水起。
在我看来,戴珩首先是一个诗人,这不仅因为他出版过《谁能抚慰一个人》《花与火》等多部诗歌集、散文诗集,举办过个人诗歌朗诵会,更重要的是他颇具诗人的气质,富有激情。虽然人到中年,聊起文学、文化事业,他还会像个文艺青年一样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眼里闪烁着热情的光芒。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作家,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出版过报告文学集、散文集、儿童文学作品集等500多万字,获得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参与过30多台省级以上大型电视文艺晚会和多部电视专题片的策划和创作。他还是一名文化学者,曾应邀在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全国各地作过数百场有关文学和文化方面的讲座,而且每讲一处必定会收获一批粉丝。他又是一个称职的媒体人,执行主编的《文化新世纪》获得过文化部授予的“群星奖”;最后,他还有一重身份——省级文化单位的官员,这其实是他身上最淡化的一个身份,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官气。他分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的工作,多年来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执行主编了《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等三本有关非遗的学术著作。
我以为,一个人只要担任这些角色中的一个就够忙的了,戴珩身兼数职,却能够非常自如地穿梭于不同角色之间,在多个领域获得不菲的成就,不能不让人敬佩和叹服。培根说过,凡有所学,皆成性格。戴珩能够扮演好这多重角色无疑是需要先天和后天的多方面条件的。写作是戴珩的一种生活状态,是他的生命。他的各种阅历、人生感悟、工作内容,都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他的笔下,化成一篇篇或优美、或理性的文字。正如戴珩自己所说,他在写作中有两套话语,一套是文学的,一套是理论的。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等纯文学的作品,同时亦操刀许多学术理论性或政论性的文章,他可以驾轻就熟地游走于这两种思维和语言形式之间,而且善于以文学的形式、文学的语言生动地讲述一般的文化现象和政策理念,赋予干巴巴的理论陈述以生动的文学色彩。他在2007年出版的《人文遗韵》中就以散文诗的形式对江苏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个做了诗性解读。所谓“诗性”解读而不是一般的理性解读,就是以文学的语言解读非遗项目的精神、内涵,彰显其历时不衰的夺目光彩,展示其震撼人心的美丽和魅力,而这不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都能做得到的。譬如,他以美好的、具象的事物——“垂柳”“秋月”“彩蝶”来描摹“江南丝竹”动听的乐声,称其是一曲“清音雅韵”,有着“江南垂柳的柔美”“江南秋月的圆润”“江南彩蝶的轻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美的精髓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把门打开》是戴珩最近推出的一本新书,这是一个综合的集子,其中既有文学随笔,也有以文学的形式、文学的语言诠释公共文化的概念、把政府的文化理念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的篇章,还有以学术的或政论的话语阐述有关文化的政策性、导向性的理论观点,既传达文化部门上层的指导思想,也贯穿他自己的一些关于公共服务工作的思考。我曾开玩笑说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指他上达文化部,通晓高层领导对于文化工作的观点和看法;“立地”也即所谓“接地气”,指他经常深入基层文化馆、文化站,了解基层文化单位的建设情况,也了解普通百姓对于文化工作的诉求和愿望,这样上下贯通,他的发言就有了十足的底气,既能够获得制定政策者的认同,也深受基层文化工作者和普通群众的欢迎。另外,他的有关公共文化服务的后续产品也在酝酿之中,又一本随笔集《心平气和》即将付梓。
戴珩对事业、对生活以及对家人充满热爱,这份爱赋予了他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担当,和更多的做事情的紧迫感,因而他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而不觉苦和累。而每当谈起他的累、他做的千头万绪的工作时,他总是笑吟吟的,似乎那些根本不是苦和累,而是快乐和幸福。其次是他的心态,这也是他的智慧,人生的大智慧,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有自己的坚守,对大人物不奉迎,对普通百姓不倨傲,讲真话,做实事,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他在随笔《生命周期》中告诫自己:“人的生命…有高潮期,也有低潮期。处在高潮期时,要谨慎小心,不要得意忘形,麻痹大意。处于低潮期时,要心态平和,不要心灰意懒,一蹶不振,沮丧叹息。黑夜到来时,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但你只要静心等待,你就会迎来更加新鲜、更加灿烂的黎明。”我相信,有这样的心态,戴珩在人生的路上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阻碍,都一定会走得平稳、踏实,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