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先生与《野葫芦引》

    ■徐小斌

    当代女作家中我最敬佩的当推宗璞——当然，包括其人其文。

    很早便读过她的《红豆》。之后，又被她的《三生石》“赚”走了许多眼泪，一个简单的故事竟有如此强的魅力，不能不归结于作品的“真心真情”。这位女作家一定是位感情丰富的人。当时我想。

    不想，以后就恰恰认识了，熟悉了。在1981年十月首届文学奖颁奖会上，我看到镜片后面的一双睿智的、善解人意的眼睛，于是我知道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我真的成为她的一个“小朋友”。我们也聊文学，但更多的是聊一些琐事。她听着，时而温婉地或开心地笑；进而为我出一些十分聪明的“高招儿”。那些招儿，没有一颗童心便想不出来。我偶尔也愧悔无端耗了她的时间，她笑：“我对这些很感兴趣，我倒是觉得，你很有真性情的。”——大概她把这“真性情”看得十分要紧。于是我愈发的常向她倾诉内心秘密，她玩笑：“你放心讲吧，我这儿是‘扑满’。”许多人爱把宗璞描述成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大家闺秀，我倒觉得她是个童心浓厚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就写不出那么美丽的童话。

    宗璞的《风庐童话》一直深得我的珍爱，这本装帧精美的童话集里收藏着《贝叶》《总鳍鱼的故事》这些当代童话的精品。《贝叶》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为了拯救同类而牺牲，最后虽然战胜了妖魔，却为自己的同类所不容的故事。而后一篇则写两栖动物的始祖总鳍鱼中的两支——真掌和矛尾，因生活态度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于是最后的归宿也就有了天壤之别。她写道：“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尘沙满面，也许有时需要让想象的灵风吹一吹，在想象的泉水里浸一浸，那就让我们读一读童话吧。”——我以为，她那些童话中的哲理是深可咀嚼的。

    宗璞的小说同样也浸透了“想象的泉水”。她的作品量虽不多，然而每一篇都有她苦心孤诣的探求。她老早就写出了《我是谁》《谁是我》《蜗居》这样的作品，可算是我国实验小说的“开山祖”了，然而却又始终保持着中国的气味。她作品的格调和色彩是协调的，她把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嚼得那么碎，揉得那么细，溶解得那么和谐，那么美——这不能不归功于她的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我想，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恐怕首先应当是一个善于分解和吸收传统文化营养的人。这一点，宗璞得天独厚。记得我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发表后，她鼓励我说，有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味道，但同时提醒我，一定要多读一些中国古典的东西，譬如《道德经》，譬如《周易》。

    谈到她的作品，更有一点很难企及的，便是她的韵味，那种意蕴美。这一点，不具备“道行”的人便无从学起。宗璞之为人，清静淡泊。有些女性的心胸狭隘、嫉妒、矫情、做作等痼疾在她那里影迹全无。凡熟知她的人都以为：她从不为凡俗之事动容。譬如她的长篇巨制《野葫芦引》——这部被一些老作家誉为“新红楼梦”的长篇巨著，写了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描绘了一幅长篇历史画卷，其气度恢宏颇似男子手笔，细部描写又不失作者一贯的典雅与细腻。在写作过程中她曾数度病倒，抱病修改，其艰辛自不待言。然而第一卷《南渡记》发表后，评论界却相对淡漠。对此，她处之泰然。而《东藏记》获了茅盾文学奖，她虽高兴，也绝无得意忘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点，恐怕只有“修炼”到了某种境界的人才能做到吧。难怪连汪曾祺也称她为“宗璞道兄”呢！ 再譬如她的散文《哭小弟》，原是一篇至情至哀、见血见泪的文字，却写得那样自然、质朴，写到极致，也只是“呜呼！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 汝其如也邪！ 其子知也耶？”没有一点点张扬和矫情。文如其人——在宗璞这里，这句话是真实的。

    宗璞的写作间里挂着一幅写意荷花，是汪曾祺所作。荷花设色单纯，内涵神韵，古朴典雅，清静淡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大概是汪老的深意所在吧。

    我原先住海淀南路，离北大近，常去燕南园串门儿，有时会在宗璞家吃饭。偶然见过两回冯友兰老先生。后一回是在1990年夏，其时冯老正在院子里散步。一架深色的眼镜，一部飘拂的银髯，颇有古东方圣贤的气派。当时宗璞告诉我，冯老耳目已失聪明，但头脑清晰，精神尚好。

    谁知时隔半年，“三松堂”上竟悬挂了冯老的遗像。在1990年11月底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冯友兰先生仙逝。消息传来，我立刻想到一向敬爱父亲的宗璞该有多么悲痛。那一段时间我不敢去看她。因为我觉得一切安慰的语言，在这种悲痛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丧事办完之后，她好像消瘦了许多。过了不久，她便因病住院了。

    宗璞过去曾讲过，她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她的父亲。冯老虽是哲学家，于文学却颇多造诣。能写旧诗，很有文采。且常对于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宗璞的家族颇有文学传统。冯老的姑姑便是位才华卓著的女诗人，留有《梅花窗诗稿》，可惜18岁便早逝；宗璞的姑姑冯沅君，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曾因勇敢地歌颂人性解放与自由，而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还有宗璞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侄女，能够用英文写出很有文采的作品。对此，冯老曾自豪地题曰：“吾家代代生才女，又出梅花四世新”。

    冯老总是十分关心女儿的文学写作。第一卷《南渡记》出版之后，冯老曾在女儿生辰时兴致勃勃地写道：“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因长篇原名《双城鸿雪记》），又特别写上“璞女勉之”几个字。宗璞十分珍重父亲这份期望，但是为了帮助父亲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她忙于料理家务，照顾父亲，无暇继续自己的写作。冯老对此深感不安。在1990年夏为女儿撰写的最后一副寿联中，冯老写道：“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好一个“莫让新编代双城”！ 这样的父女之情是多么含蓄，又是多么深厚。

    多年来，宗璞在文学创作之余身兼数职，同时是冯老的秘书、管家、医生和护士。她是极为忠于职守的。在宗璞和父亲相处的数十年间，有多少时光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呀！ 有时远在异国他乡，她也要守候在父亲身边侍病。尤其是在冯老的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1989年之后更为频繁。宗璞自己身体并不强壮，其劳碌忧心可以想见。当然，也有辉煌的时刻，1982年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老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宗璞陪父亲赴美。这是一次东西方著名学者荟萃的盛会。会上，学者们对于冯老的学术成就做了高度的、公允的评价。对此，宗璞深感欣慰。

    自从进入80年代后，宗璞便每年都要为渐至耄耋的父亲办一次寿诞会。在九十华诞会上，冯老说了这样一番话：“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理解周易道理；五十岁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所以必须‘假我数年’。若不是这样，寿数并不重要。”冯老的这种达观，正是他之所以能度过“无量劫”而保持身心康健的主要原因。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宗璞同样有这样稳定和丰富的心。有了这样的心，在世事面前便可以宠辱无惊，乐观洒脱。正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宗璞虽然已是耄耋之年，却依然像过去一样智慧而洒脱。而且非常有幽默感，记得2019年、她89岁那年，我带着北大中文系的胡行舟博士去看她，那时，她早已搬迁到太阳宫居住，看整个外部环境和内部装修都比在燕南园时差了很远，且她的耳目基本上已失聪明，我心里很难过，但她依然处之泰然。

    2017年，《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出版，荣获施耐庵文学奖，自此，这部黄钟大吕之作终于完成。三十三年啊，这部心血之作，肯定会留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出别样的光芒。